财神爷是谁？

用AI做了一个米塞斯财神的视频。

今天是初五，是迎财神爷的传统日子。

财神爷是赵公明、关公、范蠡这些传统神明，逢年过节烧香磕头，求个财运亨通。

但他们之所以是神明，是要烧香的，说明，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财富的来源一无所知，归因于某一种神秘力量，或是运气。

如果说古代真有财神爷，那为什么在财神爷保佑下的几千年里，人类一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为什么偏偏是最近这两三百年，人类突然像开了挂一样，财富像雪崩一样涌出来？

这背后的财神爷，到底是谁？

一）漫长的饥饿时代

如果你穿越到1800年之前的任何时代，无论是中国的汉唐盛世，还是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其实都差不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能吃饱饭就算好年景。

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做过一个测算。

公元1000年时，全球人均GDP大概在450美元左右（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到1820年，这个数字是多少？667美元。

八百多年，增长不到50%。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往上数几十代，他们的生活水平跟你爷爷基本没差别。种地用木犁，出行靠双腿，照明点油灯。

生产效率被死死锁在一个低水平上。

这不是因为古人不够聪明。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有精妙的农耕技术，也有过发达的商业网络，你看古人写的文章，你都得惊叹古人的智力在文字上的体现，一点也不比现代人低。

但为什么财富就是增长不起来？

核心在于，人们不知道财富是怎么来的。

在传统认知里，财富要么是老天爷赏饭吃，要么是皇帝赏赐，要么是做生意“赚差价”。

种地打粮食，这是天经地义；商人倒买倒卖，这是“投机取巧”。

至于说怎么让土地产出增加十倍，怎么让一个工人干出过去一百个人的活——没人想过，也不敢想。

这就是前现代社会的财富观：财富是存量争夺，不是增量创造。

二）一个苏格兰人的大脑风暴

1776年，一个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人干了一件大事——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们通常简称《国富论》。

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主题：一国国民的财富，来源于劳动，更来源于劳动怎么用。

斯密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是常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观点：财富不是金银，而是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和服务。

一个国家富不富，不看它有多少黄金，而看它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得上肉、穿得上衣、住得上房子。

更重要的是，斯密发现了财富增长的秘密——分工。

他在书里讲了一个扣针工厂的例子：一个没受过训练的工人，一天可能连一枚扣针都做不出来。但把扣针生产分成十八道工序，十个人分工合作，一天能生产四万八千枚。人均产出增长了几千倍！

为什么分工这么厉害？三个原因：第一，熟能生巧；第二，减少切换工序的时间浪费；第三，分工促进机械发明。

亚当斯密继承了经院哲学中关于经济学的一部分正确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由此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了。

他是人类知识中，出现的最晚的系统性科学，但也是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知识。

亚当斯密第一次向当时的欧洲精英界输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那就是财富不是靠掠夺，不是靠节俭，而是靠效率。

斯密的理论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原来财富是可以“变”出来的！只要改进生产方式，同样的劳动可以创造出多得多的产品。

在此之前，大部分人认为，天下劳动力的一日工作时间有限，财富也有限，总量是无法增长的，你要想过得更好，就必须掠夺他人的产出。

从未有人想过，同样是劳动，只要把大家聚集起来，进行分工，那么产出将比一个人自己为自己劳动要高得多的多。

几千年来的中国，大部分民众都是自耕农，力气没少花，但是其产能上升有限，哪怕是再辛苦劳作的农民，一年所得，也仅就能够个温饱。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土地没有增长，粮食产能增长也有限，但是哪怕一个普通中国人，他的生活水平已经可以秒杀古代帝王了。

斯密告诉世人的是，贸易、分工，才是财富创造的倍增器。

二）当经济学撞上技术革命

有趣的是，《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还有一个事件在悄悄发生——瓦特发明了改良蒸汽机。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

斯密的理论告诉大家：分工和专业化能创造财富。瓦特的机器告诉大家：动力可以不用人力和水力。

从此，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工业时代。

让我们看看随后发生了什么：

纺织机出现之前，一个纺织工人一天能织一匹布就不错了。有了机器和以分工协作为特点的工业化大生产，一个人可以看几十台机器，一天织几百匹布。

这时，布的价格暴跌，普通人也能穿上棉布衣服了。

而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普通人与中国普通人差不多，全家人都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可以出门，一件取暖的羊皮袄，往往要继承好几代人。

但是，观念革命、工业革命后，欧洲普通人都开始有一件体面的衣服，可以用来参与聚会和进入教堂。

火车出现之前，从伦敦到爱丁堡要走十几天。有了火车，十几个小时就到。运输成本下降，市场范围扩大，千里之外的商品也能互通有无。

在当代，大多数人以为工业革命就是技术进步。

其实完全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通过分工贸易，形成了资本积累，有了资本积累才能不断地投入技术研发，生产更多的机器，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

而资本积累要快，离不开全球市场。

亚当·斯密之后，又一位经济学大师出场了——大卫·李嘉图。

他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给全球化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一个国家不用什么都生产，专注做自己最擅长的，然后通过贸易交换，大家都能得到更多更便宜的商品。

这个理论在当时简直是颠覆性的。以前各国都想自己什么都造，怕被卡脖子。李嘉图说：别怕，放开贸易，大家都受益。

于是，全球贸易的大幕拉开了。英国的纺织品卖到全世界，阿根廷的牛肉出现在欧洲餐桌，美国的棉花运到利物浦港口。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效率再次飞跃。

根据分工理论，分工越细致，生产效率越高，产出的财富也就更多。

而全球化的贸易观，直接改变了重商主义为主流的各国精英思维，世界贸易成为了欧洲精英的主流观念，与他国交易，不再认为是金银的外流，而会认为是增进财富的必要手段。

古典经济学彻底地改变了欧洲精英们对财富的认知，从而将各国以邻为壑的普遍观念，扭曲成分工合作，一个又一个全球化贸易港口出现，欧洲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快的繁荣速度。

三）制度的重塑

理论归理论，要让理论变成现实，还需要制度的变革。

这里不得不提另一个重要人物——拿破仑。

这位军事天才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现代的命运。”

但他可能没想到，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他对一部法典的重视。

拿破仑说：“我的光荣不在于打胜了四十个战役，滑铁卢会摧毁这一切……但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世长存的，是我的民法典。”

这部法典确立了什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平等交易。这些原则，恰恰是古典经济学所要求的社会基础。

如果财产不安全，谁敢投资建厂？如果契约不能履行，谁敢跟陌生人做生意？如果没有平等权利，谁愿意靠努力改变命运？

跨国贸易更需要有契约保护与财产保护，否则谁会信任一个外国的商人？没有私有产权保护的地方，必然被世界所有人抛弃，因为没有人敢和他们合作贸易。

当代分工交易、全球贸易，必然建立在保护契约、保护财产的基础之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观念，也是欧洲近代才有的。

在此之前，各国王室也是随意处置商人的财产，与欧洲商人与中国商人胡雪岩的命运也差不了太多，只要权贵需要，他们不过是权力集团手里的一道菜。

拿破仑法典把这些写进了法律，然后随着法国大军的铁蹄传遍欧洲。后来，这些原则又漂洋过海，影响了美洲、亚洲。

观念就成为了制度的基础，各种工商活动在保护契约、保护财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发展。

19世纪中叶，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在大英图书馆里翻阅资料，惊叹地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他说的是事实。

从1820年到1900年，全球人均GDP增长了50%以上，而在过去这需要八百年。更惊人的是，人口也在爆炸性增长，但人均生活水平依然大幅提高。这意味着总财富的增长远超人口增长，人类终于跑赢了马尔萨斯陷阱。

汽车取代了马车，电灯取代了煤气灯，电话取代了电报。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均寿命迅速延长。

经济学解释了这个奇迹：分工深化带来效率提升，市场扩大促进规模生产，资本积累支撑技术创新，制度保障激励人们创造。

四）与财神爷在作对的人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繁荣让大多数人无比乐观，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所揭示的分工贸易带来和平、带来繁荣太牛逼了，人类社会从此应该会杜绝战争了吧。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自十九世纪末，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贸易理论，就被利益集团和政客集团们逐步抛弃，奉行全球自由贸易一举成为全球霸主的英国，主动重启了贸易保护机制，开始搞起了帝国特惠制。

工业新贵德国也搞起了社会保障体系，推高了本国的产业成本，从而在国际上面临不利，由此也抛弃了分工贸易理论，搞起了民族国家经济的理论，开始奉行对外贸易管制、对外掠夺的霸权理论。

而受益于劳动力自由迁徙，以及全球化生产的美国，从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也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开始了史上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动了全球贸易战。

一战，二战，在贸易中断的情况下，相断爆发。

古老的重商主义复活了，而新崛起的左翼则走向了国家控制一切的经济发展方式。

当年风靡一时的全球自由贸易观念自此，默默地站在了一边，他被主流精英们抛弃了。

欧洲二战后，激进左翼占据了几乎所有国家政权，英国自二战后开始了国家社会福利主义，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历程。

整个欧洲成为第二共产国际社民主义政党的天下。

而列宁则带着第一共产国际的拥趸开启了遍布半个地球的激进计划经济变革，中东、印度，东欧，中国、南美，非洲逐一沦陷。

此时，有限的市场经济活动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资本积累还在持续，无数的工业品、新科技产品依然在层出不穷，但人类改善生活的速度，已远不如十八十九世纪。

在二十世纪初，一个普通美国工人，可以养一大家子人，能开上汽车，当年纽约的繁荣，与当代美国已相差不大。

因为财神爷已经面目模糊。

五）

新一代的财神爷登场。

经济学这门年轻的学科，迎来了奥地利学派，从巴斯夏、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继承了优良传统的一批经济学家，包括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彻底修复了古典经济学BUG，从解决水钻悖论开始，到用经济计算理论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

奥派学人，将经济学这门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他不再是古典经济学只言片语式、散文式的表达，而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中。

他们迎击的对象，有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还有马克思经济学的计划经济模式，古老的重商主义经济思维，还有就是新兴的福利国家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些错误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在毁灭财富，在消灭繁荣。

而奥派学人，则将繁荣当作目标，用科学的思维来分析，何种手段能达成，他们远远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这门学科发展成一个人的行动科学理论，是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用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了，在人的行动领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

二十世纪几次大论战，都是由奥派主导。

米塞斯与兰格的关于计划经济是否能成功的辩论爆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辩论爆发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欧洲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左翼福利社会、国有化变革后，又在上世纪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一次，影响世界的财神，在香港。

香港的财政司长郭伯伟，是一名社会科学的坚守者，他一生坚持在香港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甚至直言，政府不需要统计经济数据，因为政府统计数据的目的只有一种，就是干预市场。

他甚至顶住了来自英国政府的各种要求香港提高征税，提高社会福利，加强政府管控经济能力的压力，坚持在香港推行低税率、无为而治的科学治理方法。

香港自1970年起连续被加拿大费沙尔学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全世界的精英在看到英国的衰弱却看到了香港的繁荣，他的政策理念影响了英、美80年代的经济改革。

推动了各国市场化改革的弗里德曼，长期拿香港作为范例，给世界各国精英及政客布道，哈耶克也常引用香港以说明自由贸易、低税率带来的经济奇迹。

以里根、撒切尔夫上上任，苏联解体，中国、越南、印度改革开放为标志，财神爷又一次占了上风，世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各国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各种管制纷纷被取消，自由贸易又一次大行其道。

六）中国的财神

中国的财神第一无疑当属邓小平。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句话的背后，是在说财富增长是才是目标。

既然以财富增长为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为目标，那么，任何一种手段只能能达到，那么这一手段就是正确的。

这就彻底将过往对立的计划与市场观念破除了。

他没有直接否定计划，因为这有很大的观念阻力，邓小平说的是，如果市场也能致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这种手段？

这一段论述，平息了当时的争论，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铺平了道路。

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特区试验，每一步都是在释放人的积极性，让市场发挥作用。融入全球市场，则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事半功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与欧美国家接近。

但最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

过去，发财往往被认为是“投机”“不义”。现在，人们知道，只要是通过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获得的财富，是光荣的。企业家被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创新被当作发展的动力。

这种观念转变，比任何具体政策都重要。因为它让亿万人的聪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

这些观念的变革，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繁荣。

六）今天的财神爷到底是谁？

传统的财神爷，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神明，寄托了人们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但真正的财神爷，从来不在庙里。他是一种观念，一种因果认知，是能明白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才能让我们富起来。

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专家学者大师们早就靠边站了，要指望财神爷永驻人间，不能指望某一个大神出来说服大众，而取决于无数普通人学习经济科学，普及科学常识，批评愚昧观念，阻止社会退步。

也就是说，今天，指望不了哪一个神仙人物了，只能指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