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是之

爱因斯坦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但是很遗憾，他在经济学问题上，却犯了很多低级错误。

虽然这些错误丝毫不影响爱因斯坦的伟大，但为什么作为人类顶级智慧的代表，却在经济学问题上屡屡翻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爱因斯坦的这些错误，其实只需要一点经济学常识，一般人都能看出来。

比如他在写于1931年11月7日的《生产力与购买力》一文中，他呼吁通过立法来减少工作时间，以解决失业问题，还呼吁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以确保大众的购买力能够适应商品的供给量。

在《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一文中，他认为：

现在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够生产所有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在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系统中，这一事实必将导致失业。

他坚定地认为：

技术进步在将人类从大部分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成为我们当前不幸的罪魁祸首。”所以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中的消费品的制造与分配都是由社会进行的。这基本上就是如今苏联所尝试的方法。

从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来看，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十几年都没有变过，最终在1949年汇总升华成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

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为所有人减轻工作负担。赢利动机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共同导致资本积累与使用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萧条。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并摧残了个人的社会意识。

同时他真诚地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我确信，要消除这些危害严重的罪恶只有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配之以社会目标导向的教育体制。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由社会本身所有，并采用计划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将在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当中分配工作，并确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

这些错误的原文都可以在爱因斯坦的这本《我的世界观》中找到，而导致这些错误的原因，同样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首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作为一个成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敏锐地意识到了物理学和经济学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

他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

看起来，天文学与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方法论方面的差别：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现象发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规律，以求尽量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别。由于看到的经济现象经常受许多难以分开进行评估的因素影响，发现经济学领域的一般规律变得很困难。

但是在分析具体经济问题上时，爱因斯坦似乎忘记了这种差异，还是把物理学的思维方式直接搬到了对经济学等社会问题的分析中，误以为市场出现的问题，交给国家来管一管就可以了。

同时，他一生都相信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解决和平问题。

其次，爱因斯坦对自由的认识也有失偏颇。

他所认为的自由是，人类不应该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工作，以至于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从事个人的兴趣活动。

他进一步认为，如果能合理解决劳动分工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将为这种自由的实现提供可能。

很明显，分工合作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市场自身就可以解决分工问题。

但很遗憾，爱因斯坦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交由国家来解决。很显然，这与真正的自由背道而驰。

第三，爱因斯坦的财富观也是扭曲的。他非常鄙视金钱和财富，也鄙视追求财富的人。

他在《论财富》一文明确写道：

我坚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地加以滥用。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者甘地像卡耐基那样腰缠万贯呢？

实际上，今天很多追求财富的企业家们，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摩西、耶稣、甘地和卡耐基，他们都在努力促进人类发展，只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而已。

没有必要因为追求财富本身的原因，而刻意贬低企业家的作用。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写道：

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

很明显，这里爱因斯坦把他的个人偏好，投射到了对世界的理解上。而这种理解有失偏颇，也有失公允。

不过爱因斯坦倒是诚实的，他坦诚：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却又明显地缺乏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这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

而正是这种反差，让这颗人类伟大的大脑，在经济学上犯下了很多低级的错误。

爱因斯坦被誉为“人类智慧的象征”，他的声誉不仅来自其科学成就，还因为他对和平、自由和正义的呼吁。

谦逊、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文关怀，都为他增添了很多个人魅力。然而，人无完人，爱因斯坦也不例外。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的僭妄》的演讲。在演讲中，哈耶克直言：

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谬误，直接导致了经济政策中一些最严重的错误。

哈耶克系统阐述了他的经济学认识论，并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导致的知识的僭妄，做了深刻且细致的批评。

可以说，哈耶克的这些批评完全适用于爱因斯坦的这些错误。

只是很遗憾，爱因斯坦逝世于1955年，生前也和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什么交集，所以爱因斯坦自始至终没有认识到他在经济学上的这些失误。

哈耶克在获奖晚宴上发表的简短演说中还提到：

如果有人咨询我是否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肯定会坚决反对。因为，诺贝尔奖授予了一个人一种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的经济学权威。

爱因斯坦自己也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中也写道：

在涉及人的问题时，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态度，不能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也不应该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在影响社会组织问题上发表见解。

值得庆幸的是，爱因斯坦成为了物理学界的权威，而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权威。

2024年09月02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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