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信:一个民粹君王的泰国悲歌

Author: 古原 | Origin link: wechat link

他信女儿被人阴了,就写一篇他信的文章,谈一谈泰国经济,本文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他信在泰国执政的故事。(最近迷上了这种写作方式,喜欢的话,我再写二十个政客故事)

泰國王室宣布把前首相他信刑期減至1年

我是他信·西那瓦。

是的,就是那个你们在新闻里看到的,被爱戴,也被憎恨的他信;那个被称作“电信大亨”,也被骂作“民粹君王”的他信;那个被自己的人民,用百万张选票送上权力巅峰,又被军人的坦克,赶下总理宝座,流亡海外十余年的他信。

今天,我不想跟你们谈论那些法庭上的指控,不想争辩那些政治上的恩怨。那些,都是表象。

我想跟你们聊一点更深的东西,一点在我这些年,远离了权力的喧嚣之后,才慢慢想明白的,关于我的国家——泰国,关于我自己,也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一场深刻的“悲剧”。

你们可能觉得奇怪,我,一个被全世界贴上“民粹主义”标签的人,怎么会用“悲剧”这个词,来形容我自己那场,看似轰轰烈烈的“人民的胜利”?

我发现,我,他信,这个自诩为“企业家总理”,这个声称要用“CEO治国”理念,来带领泰国走向繁荣的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我初衷背道而驰的,通往“共同贫困”和“社会撕裂”的道路。

我,用我自己的政治生涯,完美地,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痛苦的“亚洲样本”。

一个“商人”的错觉

让我先从我的“初心”说起。

在我踏入政坛之前,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我白手起家,在泰国那个被各种特权和关系网络所垄断的电信市场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懂得什么是市场,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消费者。

我知道,一个企业要想成功,你必须拿出比你的对手,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去赢得客户的“货币选票”。

我,为自己的商业成功而自豪。

我也因此,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自负”。

我看着泰国,在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我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脱离民众疾苦的精英阶层,是一个充满了寻租和腐败的、停滞的旧秩序。

于是,一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为什么,我不能把经营公司的成功经验,用来经营这个国家呢?

我,要当一个“CEO总理”

视频】泰国:流亡15年后返国,他信面临八年刑期

我要把泰国,当成一个巨大的 “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来经营。

我要用“企业化”的管理,去提升效率。

我要用“市场化”的思维,去服务我的“客户”——也就是,全体泰国人民。

这个理念,在当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新颖,特别有吸引力?

它,让我,和那些传统的、满口官腔的政客,立刻就区别了开来。

我向我的人民,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承诺: “思考创新,行动求实”。

我告诉他们,特别是那些,在广大的东北部和北部,那些被曼谷的精英们,遗忘了几个世纪的农民和穷人:

“你们,不再是被统治者。你们,是我的‘客户’。你们的需求,就是我的‘市场’。我会为你们,提供你们最需要的东西。”

这个承诺,是真诚的。

但今天我才发现,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最根本的、也是最致命的“认知错误”之上。

我,混淆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

一个 公司 ,它的生存,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 自愿的交换

客户,可以用脚投票。如果他们不喜欢我的产品,他们可以随时,去选择我的竞争对手。

我,必须时刻,在市场的“盈亏”考验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而一个 国家 呢?

它的基础,不是“自愿”。而是“强制”

它,拥有在一个领土范围内,进行 合法暴力垄断 的权力。

它的收入,主要不来自于“服务”,而来自于 “税收”。

一个,是靠“说服”来赚钱。

另一个,是靠“强制”来收钱。

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试图用经营“公司”的逻辑,去经营一个“国家”,这,本身,就是一场“概念上的灾难”。

它,必然会导向,一个与我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

我,本想成为一个服务于“客户”的“CEO”。

但当我掌握了“国家”这个“强制性垄断”的工具时,我,最终,却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服务于“选票”,而牺牲整个社会长远利益的“民粹君王”。

“他信经济学”的真相

我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被外界称为“他信经济学”的政策。

这些政策,在当时,为我赢得了空前的声望。它们,让千百万的底层民众,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温暖”。

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推出了“30泰铢医疗计划”。
我告诉所有的人,无论贫富,你们每次看病,只需要支付30泰铢(大约相当于人民币6块钱),剩下的,都由政府来买单。

我,设立了“乡村基金”。
我给每个村庄,都直接发放了一笔100万泰铢的贷款基金,让村民们,可以自己去搞点小生意。

我,实施了“债务延期”计划。
我让那些负债累累的农民,可以暂停偿还他们的债务。

我,还搞了“一村一品”(OTOP)运动 ,用政府的力量,去扶持地方的特色产品。

所有这些政策,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它们,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再分配”。

它们,是把从城市的、中产的、更富裕的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直接地,或者间接地, 转移 给了那些,农村的、贫穷的、在选票上占有多数的“草根”阶层。

这,就是“他信经济学”的全部秘密。

他信下周在港嫁女與英祿維港「打卡」 - 香港文匯報

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

它,是一套极其精准、也极其有效的“选票购买”策略。

今天,当我来重新“复盘”我这些“得意之作”时,我看到的,不再是“光辉的政绩”。

我看到的,是一剂剂,包裹着糖衣的、慢性的**“经济毒药”**。

我们先来看那个“30泰铢医疗计划”。

它,听起来,是不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它,似乎解决了一个最天经地义的“公平”问题——“看病贵”。

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经济学逻辑,来推演一下,它,必然会带来什么?

当“看病”这个服务的价格,被人为地,从一个市场决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压低到几乎为“零”时:

需求,会爆炸。 以前,一点小病,你可能会自己扛一扛。现在,反正只要30泰铢,不去白不去。医院,立刻就人满为患。

供给,却无法相应地增加,甚至会下降。

因为,医生的劳动,护士的服务,药品的成本,这些,都不是免费的。当政府,用一个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来“购买”这些服务时,它,实际上,是在对整个医疗行业,进行一种变相的**“征税”**。

医生的收入,被压低了。

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下降了。最优秀的医生,可能会选择离开公立系统,去开“私家诊所”,服务那些愿意支付市场价格的富人。

医院的运营,陷入了普遍的亏损。

它们,没有动力,也没有资金,去更新设备,去改善服务。

一边,是无限膨胀的需求。
另一边,是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供给。

结果,是什么?
无休无止的“排队”
医疗服务质量的普遍下降
优秀医疗资源的“隐形流失”

最终,那些本想被这个政策“帮助”的穷人,他们,可能只是用“排几个月长队,看一个心不在焉的医生,开一点最便宜的药”这种“劣质的、名义上的医疗”,取代了他们本来,或许可以通过市场和私人慈善,获得的, 更及时、也更人性化的医疗

这,就是“价格管制”,这个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经典工具,所必然带来的,事与愿违的悲剧。

我,用一个看似“善意”的政策,实际上,却系统性地, 摧毁 了泰国的医疗市场,降低了整个社会的 医疗服务总水平

我们再来看那个“乡村基金”和“债务延期”。

它们,同样,看起来,是在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农民。

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什么?

它们,是用 非商业的、政治的标准 ,去取代 市场的、信用的标准 ,来进行 资本的分配

在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里,一笔贷款,能否被发放,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银行,对这个借款人的“信用” “项目盈利能力” 的评估。

这是一个 基于风险和回报的,商业决策。

但是,我的“乡村基金”,它,是 无差别地 ,发放到每一个村庄。

我的“债务延期”,它,更是直接地, 破坏了“契约”的神圣性

这,会带来什么?

它,必然会导向大规模的“资本错配”和“坏账”。

那些被政治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所分配的资金,它们,大概率,不会被投入到最有效率的、最能创造价值的生产中去。它们,很可能会被浪费掉,甚至,被直接用于消费。

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

当“欠债不还”,可以被政治力量所“豁免”时,谁,还愿意去储蓄?谁,还愿意去放贷?

整个社会的 资本形成 过程,都被严重地, 打击 了。

我,以“扶贫”之名,实际上,却是在系统性地,消耗我们国家本就稀缺的资本,是在摧毁我们商业社会最宝贵的“信用基石”。

这就是“他信经济学”的真相。

它,是一场用“未来的贫困” ,去换取 “当下的选票” 的,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

它,系统性地,抬高了整个泰国民众的时间偏好率,让我们,集体地,变得越来越 短视。

红衫军与黄衫军的真正分野

我的这些“民粹”政策,为我,赢得了农村和底层民众,那近乎“神一般”的崇拜。

他们,把我,看作是几百年来,第一个,真正关心他们疾苦的“领袖”。

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激起了另一部分人,同样是“神”一般的憎恨。

这些人,就是曼谷的 城市中产阶级、传统的官僚精英、以及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穿上 黄色的 衣服,走上街头,指责我“腐败”、“滥用权力”、“不敬泰王”。

泰國黃衫軍今夜宿國會外稱保護議會不受抗議民眾威脅- 國際- 自由時報電子報

而我的支持者们,则穿上 红色 的衣服,从农村,涌入曼谷,誓死捍卫他们心中的“民选总理”。

于是,泰国,陷入了一场长达十几年,至今仍未结束的, “颜色对决” ——红衫军与黄衫军的,残酷的街头政治。

全世界的观察家,都在试图,为这场冲突,贴上各种“主义”的标签。
有人说,这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有人说,这是“平民”与“精英”的阶级斗争。

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所有这些标签,都 没有 抓住问题的本质。

这场看似混乱的、充满了泰国特色的政治纷争,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也更具普遍性的“思想分野”。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 之间的,一场 内部战争。

我,他信,所代表的,是什么?

我,代表的是一种“左翼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 式的社会主义。

我,承认私有制,但主张用 “再分配” 的手段,去实现“结果的平等”。
我的权力基础,是
“大众的选票”。

而我的对手,“黄衫军”,他们,又代表着什么?

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右翼的”、“精英主义的”、“保守主义” 式的社会主义。

他们,同样,不相信纯粹的自由市场。

他们,主张用 “管制”、“特权”和“等级秩序” ,来 “维持现状” ,来保护那些,传统的、与权力关系密切的 “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的权力基础,是 “传统的权威”——官僚体系、军队,以及最终的,王室。

2019泰國大選》從傳統「紅黃之爭」轉為「行政立法僵局」遲來的大選過後,泰國的民主會上軌道嗎? - 風傳媒

你发现了吗?
这,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战争。

这,是两种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为了争夺“国家”这个“再分配机器”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内部火并。

我,想用这台机器,去“均贫富”,去打破旧的利益格局。

他们,想用这台机器,去“维稳”,去巩固旧的利益格局。

我们,都在试图,用 非契约的、强制性的“政治手段” ,去取代 和平的、自愿的“市场过程”

我们,都在侵犯产权。
我们,都在系统性地,抬高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率。
我们,都是那个“反文明进程”的,加速器。

我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
我们,想把从生产者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分给“不同的人群”。

这,就是泰国政治悲剧,最深刻的根源。

它,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资本主义”了。


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从始至终,都 从未 真正地,拥抱过那个,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

我们,只是在两种不同的“奴役之路”之间,来回地摇摆和撕扯。

现在,我已经把我那套引以为傲的“他信经济学”,剥了个精光,让你们看到了它那“选票收买”和“慢性毒药”的真实面目。

我也把那场让我的国家,血流成河的“红黄对决”,给还原成了它那可悲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内战的本质。

我听到了,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看客们,又在底下交头接耳了。

你们说:“哼,他信这个家伙,现在流亡海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民粹’和‘社会主义’。他自己,难道就那么干净吗?他那个电信帝国,他家族的巨额财富,难道不也是靠着‘政商关系’,靠着‘特权’搞来的吗?”

问得好!问得尖锐!

我,就喜欢你们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刺头”!

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彻底地,算一算这笔“总账”。

我,不会为我自己的“原罪”,做任何辩护。

恰恰相反,我,要用我自己的故事,来为你们,揭示一个更深层、也更令人绝望的真相。

这个真相就是:

在一个“产权”本身,就如同流沙一般,脆弱而不确定的国度里,任何一个所谓的“企业家”,最终,都无法摆脱沦为“寻租者”的宿命。

我,他信,这个曾经的“电信大亨”,恰恰就是这个悲剧,最完美的“男主角”。

我的发家史,就是一部,在“看得见的拳头”阴影之下,一个“企业家精神”被扭曲和异化的,生动的教科书。

这,将是一次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困境的,最痛彻心扉的根源性反思。

我的“原罪”

让我先带你们,回到我创业的那个年代。

那时的泰国,电信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市场”。

它,是一个由 国家 ,和与国家权力关系密切的 少数几家公司 ,所 彻底垄断 的“禁脔”。

你,一个像我这样的 、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想进入这个行业?

门都没有。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特许经营权”。

你需要那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政府官僚,点头,盖章,把一块“地盘”,赏赐给你。

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一个企业家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不是去琢磨,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便宜的通讯服务。

而是,去琢磨, 如何“搞定”那个,能给你发牌照的“人”。

你,必须把你的大部分精力、才华和资源,都投入到那场,无休无止的政治寻租的游戏之中。

你去建立人脉,你去疏通关系,你去向权力者,输送各种形式的“利益”。

这,就是我的“原罪”。

我承认,我,和他信家族,我们之所以能建立起那个庞大的“电信帝国”,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纯粹的、自由的市场上,通过干干净净的竞争,赢来的。

我,也是那套“特权”体系 参与者,和 受益者

但是,你们在指责我之前,先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是谁,创造了这套,逼良为娼的“游戏规则”?

国家

是那个,从一开始,就用“看得见的拳头”,而不是“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秩序的,那个 强制性的垄断者

在一个产权,不是源于“先占”和“契约”,而是源于“权力的授予”的国度里:

企业家精神,必然会被扭曲。 创新的目的,不再是服务消费者,而是为了迎合掌权者的偏好,为了获得一张“特许经营”的门票。

腐败,必然会成为一种“生存必需品”。

因为,当你的身家性命,都悬于官僚的一念之间时,“贿赂”,就成了你购买“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最理性的“保险”支出。

我,他信,和泰国所有那些所谓的“商业巨头”,我们,都只是这套“扭曲”的游戏规则之下,最成功的“玩家”而已。

我们,不是“天使”。

制造出这个,让“天使”也无法生存,只能与“魔鬼”共舞的“地狱”的,又是谁呢?

国王的“影子”与军人的“长靴”

要理解,为什么泰国,会陷入这样一个“产权不彰、寻租横行”的困境,我们,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

我们,必须去审视,那个长期以来,笼罩在我们这个国家上空的,两个巨大的“影子”。

第一个影子,是国王。

在你们西方人看来,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国王,只是一个象征。

这是何等天真的看法!

在泰国,国王,尤其是像普密蓬先王那样的“发展型君主”,他,不仅仅是一个“象征”。


通过他所掌控的“皇家资产管理局” ,本身,就是这个国家, 最大 的、也是最 特殊 “资本家”。

这个机构,它控制着泰国大量的土地、银行和核心企业的股份。

它,享受着各种法律上的“特权”——比如,免税。

它的运作,又是不透明的,是不受议会监督的。

在一个国家里,当一个“参与者”,同时,又拥有着超越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特权”时,你,还能指望,这里会有真正的“公平竞争”吗?

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影子,是军队。

泰国,有一个极其独特的“政治传统”—— 军事政变

在过去的近一百年里,我的国家,平均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

军人,就像一群“周期性”的“抢劫犯”。他们,可以随时,用他们手中的枪,来推翻政府,撕毁现有的法律,重新“洗牌”整个国家的利益格局。

当“枪杆子”,可以随时,压倒“法律”和“契约”时,会发生什么?

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率,会被系统性地,推向一个极高的高位。

因为, 未来,是极其不确定的。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敢做长期的投资吗?

你辛辛苦苦,花十年时间,建一个工厂。可能,工厂还没开工,一场政变,就让你的所有投资,都化为乌有。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敢进行长期的储蓄和规划吗?

你省吃俭用,存了一辈子的钱。可能,一场政治动荡,就让你的货币,变成废纸。

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最理性的生存策略,是什么?

是“短视”。

放弃一切长远的规划,追求眼前的、确定的利益。

是“投机”。

把资源,投入到那些能带来“快钱”的、与权力关系密切的领域,而不是那些需要长期、耐心耕耘的实体产业。

是“依附”。

寻找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无论是王室、军队,还是某个政客——来为你的财产,提供一层脆弱的、临时的“保护”。

这,就是泰国经济,长期以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我们,看似拥有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化的经济外壳。

但它的内核,却依然是一个 前现代的、由“权力”而非“产权”所主导的“封建”秩序。

我,他信,当年所推行的那些“民粹”政策,它,之所以能在农村,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其根源,恰恰在于,它,完美地,契合了这种,由长期的“不确定性”所塑造的, “高时间偏好”的社会文化。

我,没有去尝试,那个最艰难的、也是唯一正确的任务——也就是,去建立一个真正稳固的、保护所有人私有财产的“法治”基础。

因为,那,太慢了。
那,会触动,太多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我,选择了一条捷径。
我,直接,用政府的钱,去满足人们,对“当下”的渴望。

我,用“短期”的甜头,赢得了选票。
但代价,是让我的国家,在那个“高时间偏好”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我,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他信,最终的“失败”,其背后的必然性了。

我的崛起,挑战了那个,由“王室-军队-官僚” 所构成的,传统的 “保守主义”统治联盟。

我,用一种更现代、更高效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再分配方式,直接,从他们的手中,夺走了“大众”的支持。

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而当我,试图用我手中的“民选权力” ,去触碰和改造,那个 “深层国家”的根基时——比如,我试图改革军队,我试图影响王室的继承。

他们的反击,也同样,是必然的。

最终,他们,动用了他们手中,那个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武器—— 军事政变

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把我和我的家族,所代表的那个“新兴的政治力量”,给彻底地,清除了出去。

泰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历史循环”之中。

我的故事,是一个“改革者” 的悲剧。

我所推行的那些“民粹”政策,又在不断地, 消耗 着这个国家本就稀缺的资本, 败坏 着它的商业伦理,让一个真正基于“生产”和“创造”的繁荣,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商界、精英阶层、中产阶级,一样也加入了反对我的队伍。

因为我的治下,泰国经济半死不活,早已失去了当年突飞猛进的势头。

亚洲四小虎之一,变成了长期慢速发展的停滞之地。

我,像一个在流沙上,建造大厦的人。
我建得越高,越快。
最终,也必然,陷得越深,越彻底。

一曲献给“转型国家”的哀歌

好了,我,他信,这场漫长的“死后忏悔”,终于要结束了。

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我整个国家的痛苦,为你们,这些生活在看似更“稳定”的世界里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转型”的寓言。

这个寓言,不仅仅是关于泰国的。

它,是关于所有那些,试图从一个“前现代”的、由“权力”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一个“现代”的、由“市场”主导的社会,却最终,卡在了半路上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的哀歌。

我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 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拥有高楼大厦,不是拥有民主选举,甚至,不是拥有一个“会搞经济”的“CEO总理”。

真正的“现代化”,只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标志:

那就是,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一套,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一个,能够 约束“权力” ,尤其是,能够约束那个“最强大的权力”(无论是国王、军队,还是民选政府、包括无数要求福利的选民)的, 稳定的“法治”秩序。

没有这个地基,所有建立在其上的,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民主政治”,都将是脆弱的,是随时可能,坍塌的。

而要建立这个“地基”,需要的,不是一个像我这样,急于求成的“政治强人”。
它,需要的是一场更深刻、也更艰难的, “观念革命”

它需要,一个社会的精英,和大众,都能够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去理解和信奉,那个最古老,也最朴素的自由主义智慧:

一个社会的繁荣,不来自于“分配”的巧妙。
它,只来自于“生产”的自由。

而生产的自由,其唯一的保障,就是财产的自由。

这,是我,他信·西那瓦,这个失败的“民粹君王”,用我一生的起落,和整个国家的动荡,所换来的,最沉痛,也最宝贵的教训。

我,把它献给,所有那些,依然在这条艰难的“转型之路”上,苦苦求索的,人们。

愿你们,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