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北欧童话（5）

有一个词，叫 “ 企业家精神 ” ，或者说 “ 创业精神 ” 。

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普通人有点远，感觉是那些商业大佬们才需要关心的事。

但你千万别这么想。

一个社会有没有 “ 创业精神 ” ，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什么是创业精神？

它不仅仅是开个公司那么简单。

它的本质，是一种 “ 发现并利用机会，通过承担风险，来创造新价值 ” 的能力。

· 一个街边的小贩，琢磨着怎么把烤串做得更好吃、卖得更快，这是创业精神。

· 一个程序员，发现了一个没人解决的用户痛点，熬夜写代码开发一个新 App ，这是创业精神。

· 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力排众议，把赌注押在一个没人看好的新技术上，这也是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是一个经济体里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那个 “ 细胞 ” 。

它是一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活力的最终源泉。

没有它，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那么，问题来了：

在北欧那种高福利、高税收、追求稳定和平等的社会里， “ 创业精神 ” 的生存环境，到底怎么样？

神话的讲述者们，会给你看一些光鲜的数据。

比如，北欧的 “ 独角兽 ” 公司（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创业公司）人均拥有率，其实还挺高的。

像瑞典的 Spotify （音乐流媒体）、 Klarna （先买后付），芬兰的 Supercell （部落冲突游戏开发商），都是全球知名的成功案例。

他们会告诉你：

你看，高福利和创业创新，完全可以共存嘛！

但今天，我们就要戳破这个表象。

我们要论证一个可能让你非常意外的观点：

北欧的创业成功，不是 “ 因为 ” 它的福利制度，而是 “ 尽管 ” 有这套制度，靠着一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 余烬 ” ，才勉强实现的 。

而这套制度本身，从根子上，就是在系统性地扼杀创业精神 。

这就像一个戴着几十公斤脚镣的短跑选手，他居然还能跑进决赛。

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 “ 戴脚镣有助于跑步 ” ，我们应该惊叹的是 “ 这个人没戴脚镣的时候得有多牛逼啊！ ”

第一，风险与回报的 “ 不可能三角 ”

我们先从创业最核心的逻辑开始：风险与回报。

为什么要创业？九死一生，压力巨大，没日没夜。

就是为了博一个 “ 高回报 ” 。

如果成功了，我能实现财务自由，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这个 “ 高回报 ” 的预期，是驱动人去承担 “ 高风险 ” 的唯一燃料。

现在，我们把这套逻辑，放到北欧的环境里。

1. 高额的税收，砍掉了“回报”的大头 。

你辛辛苦苦，十年磨一剑，公司终于上市了。

你手里的股份，价值 1 个亿。

在低税率国家，你卖掉股份，交完资本利得税，可能到手八九千万。

在北欧，对不起，你这 1 个亿，可能要被拿走五六千万，甚至更多。

你的实际回报，被拦腰砍断。

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爬到山顶，发现最大的那颗桃子，已经被一个叫 “ 国家 ” 的人给摘走了。

那你下一次，还有多大动力去爬另一座更险的山呢？

2. 慷慨的福利，降低了“失败的痛苦” 。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

在别的国家，你可能要破产，要背债，生活会陷入困境。

这种对失败的恐惧，会逼着你拼尽全力，不给自己留后路。

在北欧，你失败了，可以立刻领到高额的失业金。

你的生活水平，不会有断崖式的下跌。

国家这张 “ 安全网 ” ，会把你稳稳地接住。

这听起来很人道，对吧？

但它也像一针 “ 麻醉剂 ” ，消解了创业者那种 “ 破釜沉舟 ” 的决心。

当 “ 失败 ” 的后果不再那么可怕时， “ 成功 ” 的欲望也就不再那么强烈了。

3. 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放大了“经营的风险” 。

我们上一章讲过，在北欧，雇一个人难，解雇一个人更难。

这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创业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 “ 不确定性 ” 。

我今天需要一个市场经理，明天可能因为业务调整，这个岗位就不需要了。

我需要能快速地、低成本地调整我的人员结构。

但在北欧，你每招一个员工，都像签了一份 “ 终身合同 ” 。

你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甩不掉的包袱。

这就导致，创业者不敢轻易招人，公司的扩张速度会大大减慢。

很多创业公司，长期就维持着三五个创始人的 “ 小作坊 ” 状态，很难长大。

好了，现在你把这三点放在一起看：

回报被砍了一大截 。

风险被刚性的制度放大了 。

失败的 “ 痛感 ” 又被福利麻痹了 。

在一个理性的、有选择的年轻人面前，他会怎么算这笔账？

他是会选择去走那条九死一生、回报又不高的 “ 创业路 ” 呢？

还是会选择去政府部门、或者一个大公司，找一份朝九晚五、稳定安逸、受尽保护的 “ 舒服工作 ” 呢？

答案，不言而喻。

这套制度，就像一个精密的筛选器，它系统性地把那些有野心、有闯劲、敢于冒险的人，都给 “ 劝退 ” 了。

它鼓励的，不是 “ 成为马斯克 ” ，而是 “ 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务员 ” 。

第二， “ 大政府 ” 的挤出效应与资源错配.

除了扼杀个体的创业冲动， “ 大政府 ” 模式本身，还会对整个社会的资源，产生巨大的 “ 挤出效应 ” 。

什么叫 “ 挤出效应 ” ？

就是一个池子里的水，是有限的。

政府这个 “ 抽水机 ” 抽得多了，留给民间和市场的 “ 水 ” ，自然就少了。

这个 “ 水 ” ，指的是两样东西：

人才和资本。

1. 人才的挤出 。

在北欧，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的 “ 公共部门 ” （包括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是最大、最稳定、也是最体面的雇主。

在瑞典，高峰时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在为政府工作。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国家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大批人，没有去企业界创造财富，而是进入了官僚系统，去 “ 分配财富 ” 和 “ 管理社会 ” 。

我们并不是说公务员不重要。

但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大脑，都以进入一个不创造 GDP 、只消耗税收的体系为荣时，这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必然会出问题。

这就好比，一个国家最优秀的运动员，都跑去当裁判了。

那赛场上，还剩下谁来比赛呢？

2. 资本的挤出 。

政府要维持庞大的福利开支，就必须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大量的 “ 国债 ” ，来借钱。

国债，因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被认为是 “ 无风险 ” 的投资。

那么，对于银行和投资机构来说，他们手里的钱，是愿意贷给一个风险极高、前途未卜的创业公司呢？还是愿意去买稳赚不赔的国债呢？

当然是后者。

于是，政府的巨额融资需求，就像一个巨大的 “ 吸金黑洞 ” ，把社会上大量的储蓄和资本，都吸走了。

留给私营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的 “ 金融活水 ” ，就变得又少又贵。

企业拿不到钱，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无法进行技术研发。

整个经济的 “ 新陈代谢 ” ，就慢下来了。

这就是 “ 大政府 ” 的必然结果：

一个臃肿、低效、不断自我膨胀的公共部门，系统性地 “ 挤占 ” 了那个本该更具活力的、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的生存空间 。

第三，国家主导的 “ 创新 ” 为何总会失败？

面对 “ 创业精神衰退 ” 的指责，北欧的政府官员会反驳说：

我们没有扼杀创新啊！我们正在用 “ 国家的力量 ” ，来主导和扶持创新！

他们会成立各种 “ 国家创新基金 ” 、 “ 产业引导基金 ” ，由政府出钱，去投资那些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产业，比如绿色能源、生物科技等等。

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政府高瞻远瞩，集中力量办大事，扶持未来的明星产业。

但这套逻辑，从根子上就是错的。

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 “ 不可预测 ” 的、由下而上的 “ 试错 ” 过程。

你永远无法在 “ 事前 ” ，就准确地判断出，哪个技术会成功，哪个商业模式能跑通。

真正的创新，往往诞生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偶然间发现的。

当年的乔布斯，在车库里捣鼓个人电脑的时候， IBM 这样的大公司，根本看不上。

当年的马云，在中国推广电子商务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骗子。

市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允许成千上万个像乔布斯、马云这样的 “ 疯子 ” ，用自己的钱、或者投资人的钱，去进行各种各样的 “ 疯狂实验 ” 。

这其中， 99% 的实验都会失败。

但只要有 1% 成功了，它就能改变世界。

而 “ 国家主导的创新 ” ，恰恰违背了这个 “ 试错 ” 的本质 。

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他们不具备识别创新机会的能力 。

他们更擅长的是看报告、开会、平衡各方利益。

他们往往会把钱，投给那些看起来 “ 最安全 ” 、政治上 “ 最正确 ” 、 PPT 做得最漂亮的项目。

而这些项目，往往不是真正的颠覆式创新。

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自己的钱。

这就导致他没有那种 “ 花自己钱 ” 的痛感。

他投资失败了，不需要自己承担损失，所以他更容易做出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策。

我们把这叫做 “ 预算软约束 ” 。

政府投资一旦失败，很难像市场一样，迅速地 “ 认错 ” 和 “ 止损 ” 。

一个由政府扶持的 “ 明星项目 ” ，哪怕已经明显是个无底洞了，但为了 “ 面子 ” ，为了保住官员的 “ 政绩 ” ，他们往往还会继续往里砸钱，希望能起死回生。

最终，造成更大的浪费。

所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

政府可以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 “ 土壤 ” （比如低税收、保护产权、法治环境），但政府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亲自下场去 “ 播种 ” 和 “ 育苗 ” 。

任何试图用 “ 国家计划 ” 来取代 “ 市场试错 ” 的努力，最终都会沦为低效和浪费。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的理论推演。

它是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在 20 世纪 70 到 90 年代，亲身经历过的惨痛教训。

那个时期，被经济学家们命名为 “ 瑞典病 ” 。

它的症状，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全部：

创业精神萎靡，几十年没有诞生新的大型跨国公司。

老牌企业要么外迁，要么固步自封。

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严重。

公共部门臃肿不堪，效率低下。

这个 “ 病 ” ，差点让瑞典这个曾经的 “ 优等生 ” ，跌落到 “ 二流国家 ” 的行列。

直到 90 年代初那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才把瑞典人给 “ 打醒 ” 了。

他们开始进行我们之前提到的、痛苦的 “ 向右转 ” 改革 —— 减税、私有化、引入竞争。

正是这些改革，给那个奄奄一息的经济体，重新注入了一点活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 Spotify 、 Klarna 这些新一代的瑞典公司，恰恰是 “ 后瑞典病时代 ” ，市场环境有所改善之后，才出现的产物。

所以，这个神话的真相，再次被颠倒了。

不是福利制度催生了创新，而是对福利制度的 “ 部分背叛 ” ，才为创新释放了一点点空间 。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黄金、没有石油，但决不能没有 “ 创业精神 ” 。

因为创业精神，是唯一能够无中生有、创造未来的魔法。

而 “ 大政府 ” 和 “ 高福利 ” ，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它在客观上，就是这个魔法最强大的 “ 抑制剂 ” 。

它用一种 “ 温暖 ” 的方式，慢慢地、系统性地，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执行 “ 安乐死 ” 。

那么，当经济活力被抑制，社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当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责任，被 “ 人与国家 ” 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后，社会的肌体，又会产生哪些我们不愿看到的 “ 病变 ” 呢？

下一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