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关于自由的定义。
一种是奥地利学派倡导的，“自由的消极定义”。
自由界定了人们可以不受暴力干扰而行事的行动领域。
自由是免于物理胁迫，因此是“消极”定义。
米莱属于这一传统，他奉行小贝内加斯·林奇的定义： 古典自由主义是无条件地尊重他人的人生规划，它以非侵犯原则，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为基础。
根据这种观点，自由与态度或心境无关。
认为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要支持“干什么都可以”的态度，要容忍一切，例如中央计划、气候变化项目、觉醒主义等等，这是错误的。
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尊重他人人生规划意味着，人们不可以使用物理力量反对他人（非侵犯原则）。
但是你可以杯葛和批评你不喜欢的东西。
然而，还有一种错误的自由定义，它腐蚀了正确的定义。
最典型的是，自由的敌人从语义上腐蚀拥有正面内涵的术语。
他们给这些词加上形容词，使之变成 “黄鼠狼之词” 。 黄鼠狼有一种吸蛋的本事，能够保持蛋壳完整，但是把里面的蛋液吸空。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到。
自由的敌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工具是形容词：
民主变成“有机民主”，正义变成“社会正义”，法治变成“社会宪政国家”，市场经济变成“社会市场经济”。
还用进步或进步主义这样的词来作重新解释。
进步和繁荣来自于自由，然而，自由的敌人成功地将对自由的侵犯描述为进步。
被滥用的自由概念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定义”。
自由不再是免于物理胁迫，而成了做某些事的能力。
作为做某事之能力的自由，是对这个词汇的一种非常有威胁的重新解释。
“我只有在我能够实现我之所想时，我才是自由的”。这与自由的消极概念截然相反。
我喜欢汽车，我想要一辆汽车。
我偷了它，于是我就自由了。
或者，我喜欢一个女人，我想拥有她，以使自己能够自由。
或者，我想飞到月亮上，或者拥有体面的公寓、教育或假期。
只有拥有了这些，我才能够自由。
从来没有人问，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获得汽车、女人、月球旅行、公寓、教育或假期。这种手段常常是暴力。
如果车被砸了，或者一位妇女被强暴了，就实现了这一点，它是通过物理暴力或物理暴力威胁实现的。
如果人们在社会化住宅计划（social housing）中被提供了公寓，那么这个公寓是由纳税人的货币付费。
而税收不是自愿的，否则的话逃税就不会被惩罚。
如果我不自由是因为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暴力就成为实现人间天堂的合法手段。
那么，通过腐蚀自由这个术语，我们抵达了自由的对立面。因为自由是免于物理胁迫和暴力，自由是尊重私有财产、生命和契约。
正确的经济学理路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路。
经济科学研究现实中发生的市场过程。
市场是自发的、动态的，是世界上80亿人口的创造力驱动的。
这种正确的市场概念，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焦点。
具有创造力的有血有肉的人民持续寻找新的目的和他们认为适合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民的交换关系使市场得以延续。它是动态有效的 （韦尔塔·德索托2004）。
一家公司、一个组织、一个社会越是动态地促进创造力和协调，就越有效率。
如米塞斯（2009，第28页）所言：
使奥地利学派独特且声名远扬的，是它的经济行动学说（doctrine of economic action），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经济均衡学说或非行动学说。奥地利学派运用了静止和均衡理念（ideas of rest and equilibrium），没有这些理念，经济思想就无法发展。但是，奥地利学派总是意识到，它们是纯粹的工具性理念。奥地利学派旨在考虑市场中实际支付的价格，而不仅仅是某种绝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下可能支付的价格。 它拒绝数学方法，不是因为忽视或厌恶数学的精确性，而是因为它不认为假设或静态均衡条件下的详细描述很重要。奥地利学派从未屈从于这个要命的幻觉：价值可以被测量； 也从未误解，永远认为：统计资料与经济理论无关，而只属于经济史。
奥派的动态经济概念聚焦于自发的市场过程，它是由企业家的创造力和有血有肉的人的能力驱动的，这种秩序无法中心化地设计或控制。
市场过程就像一部动画电影一样。
在这方面， 奥地利学派站在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研究的虚假的经济模型的对立面。
因此，米莱在达沃斯的讲座中谈到了经济学家这个行业（guild）的失败。
最有威望的国立大学教授的是错误的理路。不奇怪。依赖政府资助或政府资质认定的大学，当然会教授那些有益于国家权力的理论。
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经济学研究，是静态模型研究，因此是对均衡建构的世界的研究，它不是一部动画片，而是一张拍立得照片。
所有市场信息，市场参与者的目的与手段，都是以效用函数和预算限制的形式给定的。
大学教师的幻灯片充斥着数学公式、方程和曲线。
既然所有信息都是给定的，人的创造力在这些模型中就被阻塞了。
没有什么新的信息是动态创造的。
在均衡中没有创造性，创造性无法用数学的方式来表示。
只有清除创造性，就有可能构建浮夸的数学模型。
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写道，我们可以想象人的消失。
根据帕累托的意见，如果人们以无差异曲线的形式留下他们的需要，那么均衡经济仍然会继续存在。
这个真实的人已经消失的世界，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心中的世界，在这里，他们追随亚当·斯密，后者关注长期均衡价格。
数理均衡模型充斥着没有创造性的机器人，它们的反应在数学上是预选决定的。
这些模型里的人，也被称为“代表性代理人（representative agents）” ，他们就像在视频游戏里一样对刺激作出回应。
因此，新古典分析中不存在动态效率概念，因为那里没有具备创造性的企业家。
这里只有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在这种模型，一切都是预定的。
新古典主义谈论的是完美均衡实现时的静态效率，在这种均衡中，一切问题均已解决，所有的不协调都已经被发现和被协调。
一个涅槃般的天堂（nirvana）。
因此，新古典范式与奥地利学派是截然对立的 。
其根本差异可追溯到研究目标。
奥地利学派研究动态市场过程，而新古典主义者研究均衡条件及其运行。新古典主义的科学错误可以追溯到这一错误焦点。
在自然科学中，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能的，因为存在着恒常参数。
但经济学并非如此，因为主观价值、目的与手段变动不居，是新发现的，而且不可以测量。
自然科学家是诚实的。
如果实验驳斥了他们的模型，那么他们会放弃这个模型。
它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被现实驳斥了。
新古典经济学家受困于自卑情结，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并照搬自然科学、数学的语言及其方法论和实验。
但是，正如米莱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现实无法匹配模型时，情况就与自然科学稍有不同了。
如果现实与均衡模型不一致，那么新古典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的模型，而是批评现实。接着，他们就会大谈特谈市场失败。
而谁能够纠正这种市场失败呢？
当然是国家，它应该引领现实朝模型的方向前进。
国家为大学提供资金，在它的机构里提供报酬丰厚的咨询工作和岗位，还设定由国家官员提出或批准课程。
大学里的学生根据这些课程，学习国家如何解决所谓市场失败的案例。
但是市场根本不可能失败。
它以参与者想要的方式运作。财产权利在市场中是自愿交易的。因此，只有在市场中，才会只发生参与者想要做的事情。
他们不想要的，就不会发生。
米莱要求：
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市场失败，应该先看看国家是不是干预了该领域和阻碍了协调。如果没有发现国家干预，那他最好再多看一眼。
米莱在他的达沃斯演讲中提到的市场失败的例子是垄断的形成。
这并非巧合。
对米莱来说，2014年之前，他自己就是一位新古典主义者，此后才由于阅读了罗斯巴德关于垄断议题的论著，才成为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
垄断有不同的定义。
有新古典主义所代表的错误的垄断概念，而正确的垄断概念，是由奥地利学派和米莱所代表的。
对新古典主义来说，如果一个部门只有一个公司，那么就存在垄断。
你对市场过程按下中止键，拍一张照片，看看在里面是不是只有一家企业。
新古典主义者说，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就很糟糕，并且存在市场失败。
均衡理论的数学函数总结道，消费者被剥削了，因为垄断价格高于边际成本。
因此，国家必须通过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或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这样的机构，制定法律（如美国的《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
国家必须确保竞争。
然而，这种叙事是完全错误的。
从经济角度看，一个部门中有多少供给者是不相干的。
另一方面，部门或产业无法客观划定。
特乐披萨（Telepizza）拥有垄断地位吗？
这家公司是相关市场的唯一供给者吗？
这取决于照片上供应商被搜索的范围。
特乐披萨不是食品市场唯一的公司。
它也不是餐饮行业唯一的公司。
它也不是意大利菜的唯一制造商。
但是特乐披萨是唯一一家播放特乐披萨广告的披萨连锁店。
我们所界定的相关市场越小，就越可能看到垄断。
最后，一切都可能是垄断。
我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学教授。
我也不是西班牙唯一的经济学教授。
也不是西班牙唯一的德国籍经济学教授。
但是，我是唯一一位在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任教的德国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教授。
新古典的垄断定义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否只有一个供应者，也是不想干的。
只有一家公司，不是消费者被剥削的信号，而是这家公司通过提供新发明或更廉价的产品，比其竞争者更好地服务了消费者的信号。与用联邦贸易委员会来迫害这家成功公司相反，人们应该为这位创立了这家公司的企业家竖一座丰碑。
米莱给出了手机公司的例子。
这家公司生产的新手机，比竞品快两倍，便宜一般。
结果，竞争者破产了，创新手机公司成为唯一的供应者。
新古典主义者惊恐地尖叫：“看，垄断！”
但是，这种惊恐合理吗？
不，这是竞争，它有益于消费者。
有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只有这家手机公司单独留在市场上，它可以剥削消费者，这种意见太短视了。
只要这家公司再次提供更慢的手机，或者提价，或者甚至放缓创新的速度，在这个市场的可能实现的利润的诱惑下，新竞争者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最好的例子是IBM，它主导了主机计算机多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
今天，在计算机硬件市场，IBM已经丧失了它之前的重要性。
在个人电脑崛起的过程中，IBM都在沉睡，远远落在了后面。
在市场上，你每天都必须证明自己。
竞争者随时可能起跑。
在一个市场上有多少家公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公司是否从国家手中获得了特权。
在熟人资本主义（amigo capitalism）中，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企业家，获得了一种优势：它使对手更难以竞争。
在阿根廷，这些企业家不是仅仅因为米莱开始谴责他们而声名狼藉。
国家授予的特权（西班牙语：ius privilegium）排除了其他潜在竞争者的竞争。
其他创新公司无法在这个部门中竞争。
因此，从奥地利学派的动态观点看，当公司获得来自国家的特权时，垄断出现了。
在资本主义中，在自由市场中，根据定义，不存在垄断。
因为如果国家干预了，它就不再是自由市场。
在自由市场中，如果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一个部门中只有一家公司，那就表明，这家公司在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方面比其对手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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