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史（8）

提起内战后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马克·吐温给我们一个词儿，叫“镀金时代”。

这词儿太妙了，妙就妙在它那股子讽刺劲儿。表面一层金，灿烂辉煌，刮开一看，底下全是烂铁。

教科书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自由放任”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放任”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时代。

这套说辞，听起来挺公允，各打五十大板。

这套说辞，从根子上就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

它把所有好的东西（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都归功于一个实际上 从未存在过 的“自由市场”，然后把所有坏的东西（垄断、腐败、劳工血泪）都当成是这个“自由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

要想看懂这段历史，得看罗斯巴德。罗斯巴德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是，所谓的“镀金时代”，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的试验场。

它是一个 国家机器 与 特权商业精英 联手打造的、精巧而又残酷的“镀金铁笼” 。它繁荣的表象之下，是自由市场被系统性扼杀的悲剧。它的问题，不是因为“太自由”，而是因为 “不够自由”。

一）繁荣的假象

我们先看那闪闪发光的“金子”——铁路、钢铁、石油。这些工业巨龙的崛起，真的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吗？

别逗了。它们的诞生，从第一天起，就充满了国家权力的“原罪”。

主角，是共和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

这帮人，继承了内战时期林肯建立的强大中央集权，他们骨子里信奉的，根本不是什么“小政府”，而是老掉牙的、18世纪汉密尔顿玩剩下的那套“重商主义”——也就是， 政府应该积极扶持、补贴那些“对国家重要”的产业和公司 。

这套理论，说白了，就是“劫贫济富”。

政府用暴力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本该属于所有人的西部土地，被他们像发传单一样，成亿英亩地 白送 给了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这些铁路公司。你见过哪个自由市场，是靠白送生产资料来竞争的？这是赤裸裸的 特权 ，是用国家的刺刀，为一小撮人扫清了创业路上最大的成本。

共和党政府长期维持着高额的保护性关税。这等于是在美国海岸线上修了一道墙，阻止外国更便宜、更优质的工业品进来竞争。谁最开心？当然是卡内基那帮本土的钢铁大王。他们可以毫无压力地在国内市场卖高价，反正消费者没别的选择。关税，就是 国家强制消费者给特权企业发的红包 。

银行体系 是核心中的核心。内战时期建立的国家银行体系，就是一个由政府特许的、华尔街主导的“通货膨胀制造机”。

这个体系允许这些“国家银行”在极少量的黄金储备基础上，发行大量的银行券（事实上的纸币）。每一次信贷扩张，都是在凭空印钱，稀释所有储户和工薪阶层的财富，然后把这些新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优先注入到他们那些搞铁路、搞钢铁的“关系户”公司里。

看明白了吗？铁路、钢铁、金融这几个镀金时代的“引擎产业”，它们的高速增长，根本不是来自服务消费者的市场嘉奖，而是来自 土地特权、贸易壁垒和通胀信贷 这三支“国家兴奋剂”。

这种由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繁荣”，是虚假的，是扭曲的。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 重新分配财富 ——从那些无法获得政治特权的农民、工人和诚实经营的中小企业主手中，把财富转移到少数与政府勾结的寡头口袋里。

这根本不是“自由放任”，这是“干预主义” 。它不是Laissez-faire，而是 State Capitalism。

二）谁是真正的“暴力垄断者”？

主流的说法是，在镀金时代，“残酷的资本家”压榨工人，而工人们自发组织“工会”来反抗。

这又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童话故事。

在一个 真正的自由市场 里，劳资关系是 自愿的、和平的交换 。工人出卖劳动力，老板支付工资。如果工人觉得工资太低，他可以跳槽去别家。

如果老板找不到工人，他就必须提高工资。劳动力的价格，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由供求关系决定。

镀金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 国家干预 破坏了这个自愿交换。

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那些工业托拉斯，很多本身就是靠国家特权才坐大的 垄断者 。在一个被扭曲的、缺乏竞争的市场里，工人跳槽的选择自然就少了，议价能力也就弱了。

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 工会 的崛起。

工会这个组织，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的核心诉求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 暴力胁迫 。

工会的目标，从来不是让每个工人都找到满意的工作，而是为“工会内部的” 那部分工人，争取 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

怎么实现呢？靠 暴力垄断劳动力的供给 。

他们会强迫所有想在该行业工作的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缴纳会费。这叫“封闭工场制”。

当谈判破裂时，他们会组织罢工，这本身没问题。但他们绝不允许其他“非工会工人”（他们蔑称为“工贼”）来顶替他们的工作。谁敢来干活，他们就用石块、棍棒甚至炸药来“招待”谁。

他们通过政治游说，推动政府立法，限制移民，减少劳动力供给；或者规定最低工资，直接把那些技能水平低于最低工资线的、最穷的工人，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看清楚了吗？工会的本质，和那些靠关税保护的工业托拉斯一样，都是一个 反市场的、试图通过强制手段（而非自愿合作）来获利的卡特尔组织 。

而镀金时代那些血腥的劳资冲突，比如著名的“霍姆斯泰德大罢工”，根本不是什么“正义的工人反抗邪恶的资本家”。

它的真相是： 卡内基钢铁公司（一个靠关税特权获利的半垄断者）和钢铁工人联合会（一个试图暴力垄断劳动力供给的组织）之间，两个“垄断者”的火并。

而当州政府出动民兵镇压罢工时，这也不是什么“政府偏袒资本家”，而是国家这部暴力机器，在不同的“客户”之间摇摆。

有时候，它为资本家服务，镇压工会；有时候，它也会为工会服务，通过立法来满足工会的要求（比如后来的《克莱顿法案》就给予工会免于反垄断法起诉的特权）。

国家，才是那个唯一的、合法的暴力垄断者。而所谓的劳资冲突，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争相购买国家这部暴力机器的服务而已。

三）农民的愤怒：通货膨胀的真正受害者

最后，咱们说说农民。镀金时代的农民，是真苦。他们感觉自己被铁路和银行死死掐住了脖子。

主流历史将此归咎于“市场失灵”和“货币紧缩”。平民党人高呼，要“自由铸银”，要多印钱，来对抗东部银行家的“金本位压迫”。

这又是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故事。

农民真正的敌人，不是“金本位”，也不是什么“市场”，而是那个我们前面提到的、由国家特许的 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 。

这个体系，在经济繁荣期，会疯狂地扩张信贷（印钱），制造通货膨胀。通胀一来，物价飞涨。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农具、种子）的成本，涨得比他卖粮食的价格快得多。这第一刀，就割在了农民身上。

更要命的是，这种由银行信贷吹起来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它必然会导致“商业周期”，也就是繁荣之后的萧条和崩溃。

当萧条来临时，银行为了自保，会突然收紧信贷。那些之前在繁荣期，被银行忽悠着贷款扩大生产的农民，一下子就傻眼了。他们不仅要面对暴跌的农产品价格，还要偿还之前欠下的、以“真金白银”计价的贷款。

繁荣期，他们被通胀洗劫；萧条期，他们被通缩（债务）压垮。 这一来一回，财富就被银行体系给榨干了。

所以，农民们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他们找错了药方。他们把问题归咎于“钱太少”，希望政府印更多的钱（自由铸银）。

真正的解药，恰恰相反： 应该彻底废除国家对银行的特许权，回到100%黄金储备的“硬通货”体系，从根子上杜绝银行制造通胀和商业周期的能力。

农民们，本应是自由市场最坚定的盟友，却因为对经济学原理的误解，最终站到了呼唤更多国家干预的阵营里。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镀金时代”。

把它说成是“自由放任”，是一个极其恶毒的“稻草人谬误”。

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们，先是把一个由国家干预、官商勾结、通货膨胀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怪胎，错误地（或者说有意地）标记为“自由市场”。然后，他们对着这个怪胎所产生的一切罪恶——垄断、腐败、剥削——大加挞伐，最后得出结论：“看，自由市场失败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政府来纠正这一切！”

这套把戏，从镀金时代一直玩到今天，屡试不爽。

镀金时代的罪恶，不是源于自由，而是源于对自由的背叛。

它的解药，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而是更彻底的自由市场——一个没有土地赠予，没有保护性关税，没有中央银行，没有特许垄断的，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在和平与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换的社会。

这个理想，在镀金时代没有实现。而在它之后的“进步主义时代”，人们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了下去。但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四） 反弹的声浪

最先发出怒吼的，是农民。

1890 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席卷了美国的中西部和南部。

这些农民组织了一个叫 “人民党”的政党，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政治纲领：

要求政府所有并经营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

——这是对垄断的直接宣战。

要求实行累进所得税。

——让富人交更多的税。

要求改革货币体系，实行 “金银复本位制”，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帮助负债的农民。

要求由人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

——打破政客和公司之间的腐败链条。

你看，民粹主义者的这些要求，核心思想就一个：我们不再相信 “看不见的手”了！我们要求一个看得见的、强有力的手——政府的手——伸进来，管一管这些无法无天的大公司和大富豪！

1896 年大选，人民党的理念，被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所吸收。

他发表了著名的 “黄金十字架”演说，将东部的金融集团，描绘成把农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的“凶手”。

虽然布莱恩最终输掉了选举，但民粹主义运动，像一声惊雷，劈开了 “镀金时代”虚伪的平静。

它标志着，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正在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向。

人们对 “自由放任”的信念，开始动摇。

对一个弱小的、 “守夜人”式的政府的认同，也开始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认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去解决社会不公、调节经济失衡的观念。

这种新的观念，将会在 20 世纪初，由一批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记者和社会改革家，进行更系统的包装和理论化。

他们将不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愤怒和激进，而是以一种更 “科学”、更“理性”的面目出现。

他们，就是进步主义者。

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剧本 A 的最后辉煌，即将落幕。

剧本 B （集权强大），在蛰伏了几十年之后，将以一种全新的、“科学”和“进步”的面目，卷土重来，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美国。

好的， “镀金时代”的纸醉金迷之下，社会矛盾已如即将喷发的火山。

现在，一群手拿 “科学”和“道德”的“医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宣称要对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手术。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一场来自乡野的、充满愤怒情感的呐喊，那么进步主义，就是一场来自城市的、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导的、更具理论深度和实践策略的改革运动。

这场运动，从 19 世纪末开始萌芽，到 20 世纪初的前二十年，达到了高潮。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而是一股跨党派的、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思潮。

它的核心，是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

这场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杰斐逊和 “镀金时代”所信奉的“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旧有信条。

五） 新世界的 “老问题”

进步主义者们，大多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他们是记者、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工程师、律师和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

他们不像农民那样，直接感受到铁路和银行的压迫。

他们看到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触目惊心的 “城市病”：

贫民窟里，肮脏拥挤，疾病肆虐。

工厂里，童工们在危险的机器旁，干着繁重的活计。

食品加工厂里，腐烂的肉和工人掉进去的手指，被一起做成了香肠。

政治上，城市的市政厅，被腐败的 “政治机器”所控制，他们靠着操纵移民的选票，中饱私囊。

经济上，像标准石油这样的托拉斯巨头，已经强大到可以左右国计民生，甚至绑架政府。

面对这些问题，杰斐逊那种 “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旧观念，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一个 “守夜人”政府，能解决下水道问题吗？能禁止工厂雇佣童工吗？能保证你吃的肉是干净的吗？能拆分一个富可敌国的垄断公司吗？

答案是：不能。

于是，进步主义者们得出了一个与过去 180 度大转弯的结论：

问题，不能靠个人和市场的 “自发秩序”来解决。

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积极有为的、专业的政府。

六） 欧洲 “优良”观念的引进

要革命，先得有思想武器。

进步主义者们，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尤其是当时的德国。

19 世纪末，大量的美国年轻人，去德国的大学留学。

他们带回来的，不是杰斐逊时代那种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英法启蒙思想。

他们带回来的是德国的 “国家主义”和“历史学派”经济学思想。

德国的学者们认为：不存在什么普世的、永恒不变的经济规律。

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由国家这个最高组织形式，来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和规划。

这个思想，对美国知识界，简直是醍醐灌顶。

它等于说， “自由放任”不是什么神圣信条，它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现在美国情况变了，我们就应该用新的、更 “科学”的办法来管理国家。

同时，英国费边社的渐进式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边社主张，不用搞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不断地立法、渗透和教育，一点一点地，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一个由专家管理的、更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从欧洲引进的新观念，为美国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最前沿的理论弹药。

七） 从 “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

有了理论武器，进步主义者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重塑美国人对 “自由”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

传统的、杰斐逊式的自由观，是一种 “消极自由”。

它的意思是 “免于……的自由”。

比如，免于政府干涉的言论自由，免于政府侵犯的财产自由。

在这种观念下，政府的角色，是 “不做什么”。

进步主义者们，巧妙地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观 ——“积极自由”。

它的意思是 “去做……的自由”。

比如，一个人如果穷得快饿死了，他有 “追求幸福的自由”吗？一个每天要在血汗工厂里工作 14 个小时的童工，他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吗？

显然没有。

所以，进步主义者们认为，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摆脱政府的束缚。

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潜能。

而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政府必须介入。

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比如干净的环境、安全的食品、受教育的机会、免于过度剥削的工作条件。

你看，这是一次多么巧妙的 “偷天换日”！

“自由”这个词没变，但它的内涵，已经从“限制政府”，变成了“扩大政府”的理由。

剧本 A 的口号，被剧本 B 拿过去，重新包装，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八） “专家治国”的理想

那么，这个被赋予了巨大责任和权力的政府，应该由谁来管理呢？

进步主义者们，对杰克逊时代那种 “人民民主”也充满了怀疑。

他们觉得，普通大众是盲目和非理性的，容易被腐败的政客操纵。

他们相信 “科学”和“效率”。

他们理想中的政府，应该像一个管理良好的大公司。

掌权的，不应该是那些靠拉帮结派上台的政客，而应该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立的、专业的 “专家”。

城市的管理，应该交给专业的 “城市经理人”。

经济的监管，应该交给独立的 “委员会”，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组成。

社会的改良，应该听取社会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

这种 “专家治国”的理想，本质上，是对民主和市场秩序的一种不信任。

它相信，一小撮最聪明、最专业的精英，能够比千百万普通人，更 “科学”、更“理性”地，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好的规划。

这股强大的思潮，最终涌现出了两位总统级别的代言人。

他们将利用总统这个 “高尚的讲坛”，把进步主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一位是共和党的西奥多 ·罗斯福，一个精力充沛、挥舞着“大棒”的“托拉斯驯服者”。

另一位是民主党的伍德罗 ·威尔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试图用“新自由”来改造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大学校长。

在这两位强人总统的推动下，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入到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个沉睡的集权巨人，即将被彻底唤醒。

好的，理论的炮弹已经准备就绪，现在，两位重量级的政治炮手即将登场，他们将用总统的权力，把进步主义的观念蓝图，变成美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