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主义者“变节”的背后

了解奥地利学派历史的人，都对伦纳德·里德不陌生。

他是著名的《铅笔的故事》的作者。通过一支铅笔的生产过程，轻松直白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如果没有自由市场的分工合作，一个人自己是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一支简单的铅笔的。

这篇寓言式的经济学 小品文，是对计划经济的无情嘲讽。并没有任何一个中央计划机构在“组织生产”铅笔，铅笔就在人的自利心驱使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这个斯密式“自发秩序”的名词并不好——的协调下生产出来了。它充分证明经济计划是不必要的，它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搞破坏。

如果没有市场中的企业家判断消费者需求，投入资本组织生产，和价格体系的有效运转，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无论如何也无法掌握千千万万人的偏好。即便它掌握了无数人的需求信息，但如何在稀缺性的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才是摆在它面前的根本难题。

计划体制的根本特征是消灭私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交换形成的价格。那么， 在没有货币价格情况下，消费者的主观偏好根本无法通过客观的价格形式和付费行动得到真实展示；企业也根本没有有效的工具去计算成本和收益。由此，即便中央计划当局可以集中力量生产出铅笔，但是到底应当把多少资源用于生产铅笔，多少资源用于生产汽车，其生产行为到底是盈利还是亏损，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就像无头苍蝇和“盲人在黑夜里前行”一样。

这表明，计划经济不可行的根本原因不是知识、信息问题，而是财产问题、价格问题、计算问题。

所以计划经济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经济的混乱、浪费和崩溃。那些实行计划控制的经济体，之所以还能持续一段时间，恰恰是因为它实行得还不够彻底，一直有国际市场价格作为参考，以及黑市的存在。

要想我们都能廉价地使用铅笔、以及所有生活物资，唯一的途径就是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让价格协调生产，促进全球劳动分工合作和自由交换。任何管制价格、打击劳动分工、破坏自由贸易的政策，都是在往计划的方向倒退，都是把全社会推向贫穷的深渊。任何一国侵犯私有财产、打击国际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我们都要逻辑一致地坚决反对。

伦纳德·里德是一个坚决的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这是自由意志主义内政外交统一的必然逻辑结果：国内自由放任，必然对应的是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国内经济干预，必然对应的是外交上的国际干涉主义和军事强权。一个真正的、逻辑一致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应有态度，就是孤立主义、不干涉原则和坚决的和平主义。

鉴于此，伦纳德·里德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扩张，反对征兵制，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奴隶制。他撰写了反战的小册子《战场上的良知》，将自己代入一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年轻美国士兵角色，与内心良知展开对话。 “按你们的逻辑，无人该为这些死亡负责。然而生命已然无可挽回地消逝。你们却期待“军队”或“政府”这类集体机构替你们承担罪责。”

里德更加伟大的贡献，是他创办了自由意志主义的智囊机构： 经济教育基金会（FEE），资助了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这样的思想巨擘和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骨干。FEE是二战后名副其实的美国 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是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精神家园。

他原本是生活优渥的 洛杉矶商会总经理，却毅然决然地辞去职务，以全国工业协商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的身份来到纽约，投身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事业中。初到纽约的米塞斯，是里德聘请的第一批参与基金会讲座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

推动人类自由事业，除了学识与金钱，的确更需要的是道德勇气。正如哈耶克所说：

我们必须再次将自由社会的建设当成一次智识冒险，一次富有勇气的行动。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种看上去既非仅仅维护旧貌，也非褪色的socialism，而是不顾及权势集团的敏感的真正自由激进主义计划……它不过分关注可实践性，也不自我局限于看似马上就能在政治上可行的事情。我们需要这样的智识领袖，他们准备抵抗权力诱惑，愿为理想努力工作，无论起初实现这个计划的希望有多么渺茫。他们必须愿意坚持原则，为彻底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奋斗，无论它们多么遥不可及……贸易自由与机会自由是那种仍能唤起大多数人想象力的观念，但仅仅是'合理的贸易自由'或仅仅是'放松管制'，既无法获得智识上的尊重，也不太可能激发任何热情……

假若我们不能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智识议题，不能使这个基础的贯彻成为挑战我们最优秀头脑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一项任务，那么自由的前景就的确黯淡无光。但如果我们能对这些自由主义巅峰时期标识性观念的力量重拾信仰，则战斗犹未言败。

他这里“乌托邦”的意思，不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而是指，我们需要一些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需要激进主义而不是折中主义，也需要向人们不断描述和传播自由意志主义的终极理想和逻辑形态。

然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伦纳德·里德后来却发生了思想蜕变，转向了亲政府的阵营。

罗斯巴德在《美国右翼的背叛》中写道：

自由意志主义阵营在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EE）的田园诗生活，在1954年伦纳德·里德出版《 Government—An Ideal Concept 》小册子后戛然而止。这部著作犹如惊雷炸响自由意志主义阵营，里德借此作品毅然回归亲政府阵营。这位曾放弃无政资阵营领导权（本可主动请缨）的政坛人物，转而为旧秩序挺身而出。

有传言称，伦纳德之所以选择退缩，是因为他担心“无gov主义者”的标签会对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富有的捐助者的敏感神经产生影响。

此前该机构有一项不成文规定：任何出版物必须获得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其名义发行——此举旨在维护托尔斯泰式的个人良知理念，避免其被社会组织曲解或压制。然而在此次事件中，尽管遭遇全体成员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里德仍然公然违背了这项契约，执意以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名义发表了对政府的赞誉文章。正是这种态度导致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作为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与成果产出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更引发了包括F.A.哈珀在内的顶尖人才集体离职潮。

的确需要道德勇气，需要在个人价值排序上，将自由的价值排在金钱和物质利益之上，甚至需要格瓦拉式（正面意义）的精神，为理想事业的献身精神。这确实是常人很难做到的。

今天早上看“科斯学社”的文章《 默里·罗斯巴德与杰克逊式银行业》，还有一些新感悟。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伦纳德·利吉奥。

文章的主旨是介绍杰克逊式自由民粹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美国的思想影响力，以及美国老右派、杰斐逊和杰克逊等人，重点是罗斯巴德始终坚持的健全货币政策和100%准备金银行。发行没有真实储备覆盖的信用媒介，是造假和诈骗行为，是引发商业周期的罪魁祸首。

这一点，熟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货币银行著作的朋友都清楚，不再赘述。

更吸引人的是另外一些论述：

就像哈得孙河谷或新泽西州伯根县（Bergen County）的荷兰市民抵制他们认为亵渎神明的啤酒消费相关立法一样， 路德教和天主教选民抗议他们认为亵渎神明的、为支持政府学校而征税的立法。他们认为，公立学校与其他为保护特定产业或补贴道路(而非收费公路)而征税的行为一样，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立法。

文章中指出的神学观念与自由意志主义的竞合，我们不讨论，但这段话中关于公立学校的观点，却直击本质。

没错，美国（以及任何一国）的公立学校，确实是利益集团立法。

最大的利益集团是谁呢？计划当局。教育是他们必须要控制的领域，学校，是高度政治化的机构。垄断教育市场，能在思想竞争中占据优势，又能成功地垄断知识分子的就业市场，驯服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一点按住不表。

知识分子阶层是人数最多的利益集团。利维坦必须说服公众相信他们治理的合法性。 纵观历史，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一直是宫廷知识分子，他们为利维坦的治理寻找理论依据，其 作用类似于祭司——让民众深信帝王是全知全能的神明。 由此实现“王冠与祭坛的联盟”，共同分享税金收益。

因此他们最支持的就是公立教育体制。通过税金资助的公立学校，他们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公立学校谋得一份教职，在没有利润机制和消灭消费者真实评价的基础上，享受永久性的优渥的职业保障，是他们的理想。他们通常打着“修齐治平”“为天地立心”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真实动机。

税金资助下的知识分子，必然是过剩的。如果在一个市场社会，根本不需要那些幺蛾子知识分子，他们应当自我奋斗去市场上刨食，而不是接受税金供养；私立学校也不会养那么多教学水平差劲的老师和无数行政人员；消费者也不会同意资助一个如何让龙虾减少死亡的痛苦、和如何让猪更加快乐地长肉的“科学研究项目”。

城市富裕阶层，是公立学校的最大支持者。古老板的分析完全正确，一所大学接受的税金资助是海量的，有公开数据可查，平均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资金花费大得惊人。这些资金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是城市富裕阶层。农村贫困孩子有多少可以享受？包括现在的学区划分、不允许拔尖录生、增加公立学校学位等等政策呼吁，同样有利于的是城市富裕阶层，他们将农村孩子的通道堵死，却以“教育公平”的名义以行。

可悲的是，话语权掌握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手中，农村和贫困阶层即便有了发声通道，却上了知识分子和城里人的当，呼吁的是更多的公立学校——一个伤害自己的政策。

他们真正应当呼吁的，是取消一切公立学校和补贴，实行教育市场化。想想看，只要他们有需求，就必然有企业家供给——帝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鲜明例证；而如果没有巨额的征敛来办公立学校，那些资本留在民间，可以办无数座适合农村孩子和进城务工者孩子们的私立学校，提供多层次的、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

教育，一点都不特殊，就是购买服务而已。市场能提供物美价廉的面包，就能提供物美价廉的教育。中国有悠久的私人办学传统，那些呼吁公立教育的人，才是数典忘祖。

教书，这种保守主义的活动，又有啥难的？真正的天才，恰恰是蔑视保守教育的人。办学校，又有啥难的？不就是几间教室、几十张桌子和几个老师吗？企业家能办几十万人的工厂，能发明芯片和AI，怎么就办不了教育？

伦纳 德·利吉奥在文章中，还引用了杰 斐逊式民主党人艾伯特·加勒廷（ Albert Gallatin）的一段透彻的观点：

gov的几乎所有支出，尤其是最常引发公共债务的那种支出（即战争支出），都是对用于支付这些支出的资本的破坏。受雇于公共服务的人员的劳动，如果应用于私人产业，不仅能够养活他们自己，还可能为他们提供除基本生计之外的一些回报，因此会产生超过其消费的盈余，为国家财富增加一笔资金，为社区资本带来增长。然而，他们的全部劳动，无论可能多么有用和必要，都是完全非生产性的。社区不仅被剥夺了原本可能实现的资本增长，而且他们的消费，连同即使是管理最经济的战争也必然伴随的所有浪费，都必须从整个社区的资源中提供，从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被消耗掉的某些资本中提供。

这种罪恶——一种极其严重的罪恶——是支出本身造成的，而非支付这些支出的手段所致。无论是通过税收还是贷款筹集的资本，一旦被用于非生产性目的，就会被摧毁；这种资本的摧毁应归咎于支出的对象（即战争），而非通常为支付支出、获取用于销毁的资本而产生的公共债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依赖贷款的习惯所带来的唯一罪恶是，它通过简化资本筹集的方式，倾向于扩大支出规模，鼓励不必要的支出；从而间接导致比原本更多的资本被摧毁。

不用解读和评论，加勒廷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句话 “ 这种罪恶是支出本身造成的，而非支付这些支出的手段所致”。

它告诉我们，其实计划当局通过税收和货币扩张手段筹集的资金，发给谁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论怎么发，都是一种资本消耗。是支出这种行为本身，应当予以坚决反对。

比如社会上经常有一种朴素的平等主张：不能给退休人员发放那么多福利，而应当给农民涨福利。

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不同意这种观点。给谁发福利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支出本身就是错误的，发给谁，都会造成资本损耗和再分配，只是扭曲和再分配的对象不同而已。

所以，自由主义的主张，不是选择把补贴发给谁的问题，而是停止一切补贴的问题。即限制一切形式的财政支出。衡量权力扩张程度的指标，就看它的支出水平，因为支出代表了计划机构对资源的实际占用，即国有化的程度。

在关于税收的问题上，同样如此。

社会公众往往认为对谁征税、对谁免税，是一种不公平。这也是错误的。

从伦理的角度看，税收是对产权的侵犯，因此是不正当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任何人征税，都是在减少资本存量，对一人征税就是对所有人征税，对一人减税就是对所有人减税。因此，自由意志主义不认同任何“公平的税收”、“合理的税收”。因为从来没有“公平的抢劫”、“合理的抢劫”这回事。

所以自由意志主义呼吁的是，减少直至取消所有的税收。如果有人被征税了，你不应当幸灾乐祸，而要意识到这是全社会的资本损失；如果有人被免税了，你应当呼吁的是对所有人免税，而不是呼吁他要被“公平”地征税。

我们最后说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伦纳德·利吉奥。

利吉奥是罗斯巴德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在二战后美国风雨如晦的计划岁月里，老右派孤立无援，是利吉奥和罗斯巴德并肩作战，对罗斯巴德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光谱、找准自己的核心立场和定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罗斯巴德从来不吝于对他人的赞美： 这场自我反思由利吉奥主导，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历史学家对欧美历史有着令人惊叹的百科全书式知识储备。事实上，在看待《国家评论》这件事上，伦纳德始终比我更具洞察力。

事实上，利吉奥关于冷战和意识形态“左与右”的观点，就是罗斯巴德的著名文章《左与右》的灵感来源，也是他后来创办《左与右》杂志，以及调整自己行动策略和方向的精神指引。

简要说来，他们充分地认识到，过去对左与右的划分步入了误区，由此对各派势力的思想底色的判断出现了偏差，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与某些势力结盟可能取得了一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却总会分崩离析，并且让自由意志主义承受了不应有的骂名。

在历史的光谱上，左与右的划分起源于法国大革命，那些保皇党人坐在议会的右边，而那些希望废除王权等级秩序、支持变革的革命党人在左边。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光谱，是左的；而右翼，是那些保守党人。

自由意志主义最大的敌人，在美国是那些维护现行建制和等级秩序，维护亨利·克莱式重商主义国家、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通过立法强制形式强行规范所有人道德生活、拒绝任何变革的保守主义分子。放在当代，就是共和党内的右翼鹰派。

而socialism，处在左与右的中间位置，它在意识形态上不是保守的，而是革命的。它追求物质丰裕，希望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它反对特权和等级秩序，希望人人自由平等。

但它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是一个目的正确、手段错误、因此无法实现的意识形态。

相比于保守主义，它的目的是正确的，只是手段有问题，在意识形态谱系上更加靠近自由意志主义的“左”。因此，它是可以转变的、争取的，它也不得不转变——因为计划经济不可能。南斯拉夫就是鲜明的例证。而且，它多少讲究一点逻辑，不像那些保守主义分子，是“现状就是好的”的冥顽不化的朽木，是美国裙带集团等级秩序的代言人，是阻碍变革的反动分子。

经此思想反思，利吉奥和罗斯巴德的思路随之转变， 校准了自由主义在各种意识形态纷争中所处的位置， 行动战略变得更加清晰，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也随之发生转变。

但却正是这位利吉奥，后来也出现了可叹的转变。

他后来成为哈耶克最初主持的朝圣山学社的主席。

朝圣山学社从成立伊始，就不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是社民主义的，哈耶克对该学社的发展负有责任。米塞斯说 “你们都是socialist” 并拂袖而去，就是在朝圣山学社的会议上。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对哈耶克邀请的人等提出了异议： 哈耶克教授计划的缺陷在于，实现这个计划所仰赖的许多人是以他们对干预主义的认可而闻名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与市场经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难理解，这个组织后来变成了干预主义的智囊和大本营。

利吉奥担任这样一个组织的主席，本身就是对自由意志主义事业的背叛。

他在处理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的大师汉斯-赫尔曼·霍普的问题上，更是 令人极度失望。

据霍普《我的右派生涯》记载：

在我的朋友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的敦促下，我在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勉强申请加入朝圣山学会。韦尔塔·德索托年纪轻轻就被哈耶克亲自吸纳进了朝圣山学会。除了韦尔塔·德索托，当时朝圣山学会的名誉主席、已故的亚瑟·塞尔登也赞同我入会。尽管如此，我还是被拒之门外——而且我必须承认，这毫不意外，因为我根本不适合这样一个团体。

据可靠消息，尤其是伦纳德·利吉奥（ Leonard Liggio）——他曾是默里·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的朋友——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极力反对我加入。朝圣山学会德国阵营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克里斯蒂安·瓦特里恩（ Christian Watrin）也附和利吉奥。利吉奥和瓦特里恩后来都担任了朝圣山学会的主席。

霍普太“极端”了、太“激进”了、太追求逻辑彻底了，他支持私法社会，这本身就让许多人瞬间大脑短路；而一个支持干预主义的组织，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socialism，二者之间其实是死敌，怎么能容得下他这样的人呢？难道把他吸收进来，等着他像米塞斯那样勃然大怒地骂人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和自我毁灭吗？

我不知道利吉奥转变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我只是看到这些记述，心生悲凉而已。

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接受私法社会的极端推理，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就连米塞斯，也不认同，他也是有限政府主义者，也不赞同他的学生罗斯巴德的无政资观点。

所以写这篇文章，并没有苛责伦纳德·里德和伦纳德·利吉奥的意思。毕竟，连我们的大师也没有迈过这个坎——他可能并没有像思考经济学理论那样集中精力地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们自己和大多数人，也很难做到。

“变节”者总有许多不同的、复杂的心路历程。有的人因学问不精，无法使用正确的理论方法解释现实，所以就变了；有些人基于新的集体认同欲望而变节，这种人比敌人更可怕，因为他必须表现得更加激进，才能赢得新的集体的认可；而有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被踢出群，就变了，这种人实际上并没有变节，他们本来就不应该是这个群里的人。

也所以，说“变节”，其实更多是比喻性的，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说法。他们可能从来就不属于这个阵营，因此就谈不上“变节”一说。

人的目的是“极据”，是经济学没法再往前分析的。谁也不知道凯撒到底为什么跨过卢比孔河，那只有他自己知道。对历史和个性化的研究，只能靠理解。那么至少有一点原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利维坦的存在，对人的品格、道德、智力，都是严重的打击。它系统性激励依附而打击独立，激励顺从而不是反抗，激励盲目相信而不是质疑，激励人云亦云而不是独立思想， 激励卑躬屈膝而不是刚正不阿，激励投机钻营而不是脚踏实地……总之，它激励剥削而打击自我奋斗，开启社会贫困化和道德退化的逆淘汰进程。

知识分子阶层是很“贱”的，只要利维坦邀请他们讲几句话、参加几次研讨会、更不用说给稳定的职业和优渥的报酬，他们马上就可以成为利维坦的支持者和鼓吹者；他们即便认为某些做法不对，也从不反对利维坦的建构本身，他们只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建构。

在怪兽的强劲攻势下，很少有人不败下阵来。 一个人若是坚持逻辑彻底的经济学观点，将不再有任何研究机构和学校愿意和敢于接纳他；而 只要他稍微转换姿势，稍作妥协，就能收获金钱、名利、声望。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抵抗得住这样的诱惑。绝大部分人选择了随波逐流，并非意外之事。

也许正因如此，才让我们明白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浩然正气的知易行难，才彰显了那些绝不 摧眉折腰事权贵，面对利益和诱惑 仍然坚守原则、充满道德感和激情的人的无比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