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不懂经济学！

2025 年 8 月 1 日，最高法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场面一如既往的庄重、肃穆，领导们念着稿子，字正腔圆，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透露着 “ 我们为你操碎了心 ” 的温暖。

这次推出的，是堪称劳动关系领域 “ 年度史诗级 ”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

官方通稿和律师朋友们的解读总结了六大亮点，什么 “ 稳定劳动关系 ” 、 “ 平衡双方利益 ” 、 “ 维护契约精神 ” 、 “ 保障劳动者权益 ” ，每一个词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仿佛只要这个文件一落地，天下从此再无 996 ，老板和员工手拉手、心连心，共同建设和谐美好的明天。

场面很感人， PPT 很漂亮。

我看到的却是一场盛大而精巧的 “ 系统补丁升级说明会 ” 。

每一次这种 “ 自上而下 ” 的善意，都会在现实世界中，通过无数个体的 “ 趋利避害 ” ，演变成一部光怪陆离的变形记。

一切劳动关系的管制，本质上都是对 “ 劳动 ” 这一商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进行干预。而任何对价格和交易条件的干预，都必然带来非其本意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后果。

问题一： “ 无固定期限 ” 的紧箍咒

官方说法：

明确 “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的情形，防止用人单位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义务，从而稳定劳动关系。

我的翻译：

之前你们这些老板玩 “ 假续签 ” 、 “ 换马甲 ” 的花活儿不好使了。只要事实连续，两次合同之后，员工要签 “ 铁饭碗 ” ，你就得给。

听起来是不是对打工人天大的利好？稳定！多么美妙的词。

但， “ 稳定 ” 这个词是有毒的。市场经济的活力恰恰来自于 “ 不稳定 ” ，来自于不断的试错、调整、创造性毁灭。强行追求的 “ 稳定 ” ，本质上是僵化和停滞。

让我们用脚指头想一想，当一个老板知道，招一个员工，两次合同之后就可能变成一个 “ 除非公司倒闭否则送不走 ” 的终身雇员，他会怎么做？

这不是在玩模拟经营游戏，这是真金白银的成本和风险。

一个理性的老板会瞬间把招聘的门槛提到地狱级难度。

以前招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不行三个月试用期走人，或者合同到期不续。现在不行了，每一次招聘都像一场豪赌，赌这个员工不仅现在能干，未来十年也能干，而且不会变成 “ 老油条 ” 。

于是，背景调查会更严，面试流程会更长，学历、经验、甚至星座和血型都可能成为隐形的 KPI 。

最终结果是，那些最有需要工作、经验最少的年轻人，连牌桌都上不去。

既然两次之后是 “ 雷区 ” ，那就在 “ 雷区 ” 之前把人干掉。

于是，一年一签的合同可能会变成主流，而且在第二次合同到期前，公司会用尽一切 “ 合法 ” 理由（比如绩效不达标）让你走人。这和 “ 稳定 ” 的初衷是不是背道而驰？劳动关系非但没有稳定，反而更加 “ 短视 ” 和 “ 紧张 ” 了。

最后，外包与灵活用工将获得全面胜利。

这才是真正的王炸。

既然直接雇佣的风险和成本高到离谱，那我为什么还要直接雇佣？

我把所有非核心业务全部外包，我用 “ 灵活用工平台 ” ，我找 “ 劳务派遣 ” 。我买的是 “ 服务 ” ，不是 “ 人 ” 。

这样一来，我既得到了劳动力，又完美规避了《劳动合同法》的所有紧箍咒。

所以，《解释二》关于 “ 无固定期限 ” 的补丁，其意在 “ 锁死 ” 雇主，其结果却是让大量本可以进入正式就业市场的劳动者，被推向了更不稳定、更没有保障的非正式就业。

你看，政府试图用强制手段 “ 创造 ” 一种权利（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成本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被转嫁给那些最无力承担的人 —— 那些尚未获得第一份、第二份合同的求职者。

这不叫稳定，这叫把求职变成一场 “ 大逃杀 ” ，赢家获得 “ 稳定 ” ，输家连入场券都摸不到。

问题二： ““ 二倍工资 ” 的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的典范

官方说法：

厘清未签合同二倍工资的责任，员工自己作妖不签的不算。

之前有些规则太 “ 一刀切 ” ，用力过猛，现在往回找补一下，打得更精准一点。

从表面看，是好事，对于 “ 二倍工资 ” 的修正，堵上了一些劳动者 “ 碰瓷 ” 的漏洞。

但这恰恰证明了 “ 干预主义 ” 的困境。

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信号，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坏结果。然后，为了修正这些坏结果，政府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干预 …… 如此循环，直至整个市场被管得死死的。

“ 二倍工资 ” 的初衷是惩罚不签书面合同的企业，结果却催生了利用规则漏洞的 “ 职业维权人 ” 。

现在的《解释二》，就是在为过去的干预 “ 打补丁 ” 。这值得表扬吗？当然。但这更值得反思。

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 “ 补丁 ” 打得够不够好，而是那个 “ 程序 ” 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

这个程序的核心就是：试图用一套统一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规则，去管理亿万个千差万别的、动态变化的、自下而上的劳动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 “ 致命的自负 ” 。

现实中的交易是复杂的。

市场的本质是自由议价，是双方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那个 “ 愿打愿挨 ” 的平衡点。

而法律的干预，就像一个固执的裁判，吹停了比赛，然后宣布： “ 从现在起，所有人都必须用左脚踢球，而且必须面带微笑。 ”

结果呢？比赛变得难看，球员们开始琢磨怎么假装用左脚但实际用右脚发力，或者干脆消极比赛。

问题三： “ 特殊待遇赔偿 ” ，契约精神的 “ 选择性 ” 回归

官方说法：

企业提供了培训、住房等特殊待遇，员工提前跑了，可以要求赔偿。这是维护契约精神。。

这一条最有意思。

在前面几条里，法律的精神是 “ 限制资方，保护劳方 ” ，强调的是劳动者的 “ 法定权利 ” 高于 “ 合同约定 ” 。

到了这一条，风向突然变了，开始强调 “ 契约精神 ” 和 “ 信守诺言 ” 了。

这是一种精神分裂吗？

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但《劳动合同法》及其一系列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用 “ 法定标准 ” 取代了 “ 契约自由 ” 。

比如，你不能和员工约定 “ 自愿放弃社保 ” ，你不能随意约定解雇条件，等等。

这导致了一个奇特的局面：在大部分领域，契约被法律强制扭曲；但在少数领域（比如这里提到的培训服务期），契约又被想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干预（限制解雇自由）导致了一个后果：员工的流动性变强了，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跳槽成本很低。

这使得企业不愿意在员工身上做长期投资（比如昂贵的培训），因为风险太高，怕 “ 为他人做嫁衣 ” 。

企业不愿意投资，员工技能得不到提升，长期来看对整个经济不利。怎么办？

于是，第二次干预来了。就是这个《解释二》第十二条。通过支持企业的索赔权，来降低企业投资于员工的风险。

看到了吗？这又是一个典型的 “ 干预循环 ” 。用一个新的管制，去对冲上一个管制带来的负面效果。

就像一个医生，给你开了一种药，副作用是头晕。为了治疗头晕，他又给你开了第二种药，副作用是恶心。为了治疗恶心，他又 ……

最后，你身上挂着七八个药瓶子，步履蹒跚，医生还拍着你的肩膀说： “ 你看，在我的精心调理下，你的生命体征多么 ‘ 稳定 ’ 。 ”

问题四：社保

官方说法：

约定不缴社保无效，员工可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并索要补偿。这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我的翻译：

别扯什么 “ 自愿放弃 ” ，社保是强制的。老板不给你交，你不仅可以随时走人，还能反手告他，要一笔钱。

这一条，是所有劳动关系管制中最核心的一条。

强制社保，是对劳动力价格的直接管制，是一种变相的 “ 最低工资法 ” ，其净效果必然是增加失业。

让我们把逻辑链条分析一下

对企业来说，雇佣一个员工的总成本，是 “ 到手工资 + 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 + 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 ” 。这个总成本，才是企业愿意为这个员工的劳动产出所支付的 “ 价格 ” 。

强制社保，就是国家强制性地从这个 “ 总成本 ” 里，切走一大块，放入一个由国家管理的资金池。它规定了企业 “ 必须 ” 支付这部分成本。

假设一个低技能工人的市场价值（他能为企业创造的边际产出）就是 4000 元 / 月。企业最多愿意支付 4000 元的总成本。如果法律规定，在这 4000 元里，必须强制缴纳 1000 元的社保。

那么，这个工人拿到手的工资最多只有 3000 元。

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工人可能急需用钱，他宁愿不要那个遥远的、不确定的养老金，只想要 4000 元现金。企业也愿意支付 4000 元现金。这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 “ 帕累托改进 ” 。

但法律说：不行！你们的约定无效！

结果是什么？

企业不雇佣了。

因为支付 “ 工资 + 社保 ” 的总成本超过了 4000 元，超出了这个工人的产出价值，雇佣他是亏本的。于是，这个工人失业了。

象很多国家一样，大量地走向地下经济。

企业和工人达成 “ 黑市协议 ” ，支付 4-5000 元现金，但不签合同，不交社保。双方都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解释二》第十九条，就是要把这种 “ 黑市协议 ” 彻底堵死。

它赋予了劳动者强大的武器：即使你当初白纸黑字写了 “ 自愿放弃社保 ” ，你也可以随时反悔，不仅能解除合同，还能拿到经济补偿。

看起来是保护了劳动者，但实际上是彻底摧毁了低技能劳动者的议价空间。

它把一个本来可以选择 “ 低保障、有工作 ” 的选项，变成了唯一的 “ 高保障（法定）、没工作 ” 的选项。

对于那些在就业市场边缘挣扎的人来说，强制社保就是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的稻草。

法律用 “ 为你好 ” 的名义，剥夺了他们唯一拥有的、可以用来交换工作的筹码 —— 接受更灵活的薪酬结构。

问题五： “ 混同用工 ” 的责任兜底

官方说法：

转包、分包、挂靠、混同用工，最终要找到一个 “ 大老板 ” 来承担责任，保障劳动者权益。

我的翻译：

别想用复杂的公司架构甩锅，只要我看不清，你们这些有关联的公司就一起赔。

这一条，堪称对市场规避行为的 “ 终极围剿 ” 。

但它也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 “ 复杂用工形式 ” ？

答案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因为直接、正式的雇佣关系，已经被各种法律法规捆绑得太死、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了。

“ 混同用工 ” 的出现，不是因为老板们天生喜欢复杂，而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管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制度套利。

现在，《解释二》说，这条套利的路我也给你堵上。

那么，市场的力量会就此消失吗？当然不会。

水被堵住，只会寻找新的缝隙流出去。

可以预见，未来的用工形式会变得更加 “ 去中心化 ” 、 “ 平台化 ” 、 “ 项目制 ” 。企业会进一步分解，变成一个个更小的、更灵活的法人实体或者合伙企业。劳动者将不再是 “ 员工 ” ，而是 “ 合作伙伴 ” 、 “ 独立承包商 ” 。

法律试图画一个圈，把所有看起来像 “ 雇佣 ” 的行为都圈进来。而市场则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看起来不像 “ 雇佣 ” 的合作形式，来逃出这个圈。

这将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极其耗费社会资源的 “ 猫鼠游戏 ” 。

律师们会更忙，法官们会更累，企业的法务和 HR 部门会变得空前庞大。

而这一切成本，最终由谁来买单？

答案是：消费者（因为产品价格更高了），和那些最需要稳定工作的劳动者（因为入门级的工作岗位更少了）。

结论只有一个，这是一条善意的地狱之路

回到最初。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起草者们，毫无疑问是怀着善良的初衷。他们看到了劳动关系中的种种不公，试图用更严密、更精巧的法律条文来纠正它们。

然而，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善意并不能豁免于经济规律的惩罚。

所有的劳动关系管制，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同一个结果：提高雇佣的门槛和成本。

这会系统性地伤害三类人：

年轻人和低技能者：他们是第一个被高门槛挡在门外的人。

中小微企业：他们是第一个被高成本压垮的人。而他们恰恰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所有消费者：因为企业增加的合规成本、风险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更和谐、更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是一个更僵化、更对立、诉讼更多、地下经济更庞大的市场。

一个只有少数 “ 精英打工人 ” 能在体制内享受 “ 稳定 ” ，而大多数人不得不在体制外 “ 灵活就业 ” 的世界。

《解释二》不是解药，它只是又一剂强力止痛片。它能暂时掩盖一些症状，但会让底层的病灶变得更加严重。

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放松管制，回归契约自由。

相信市场，相信每一个理性的个人（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有能力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政府的角色，不是去规定合同的具体内容，而是提供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去保障已经自由签订的合同能够得到履行。

当然，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 “ 自由 ” 已经成了一种奢侈。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解释二》吧。毕竟，对于我们这些游戏玩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抱怨规则不合理，而是搞清楚新规则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在新规则下，玩好我们自己的那一把。

只不过搞笑的是，无数劳动者将迎来更加困难的就业市场，当下他们却在社交媒体上欢呼，这是劳动者的胜利。

你限制和打压一个你的消费者（企业是劳动力产品的消费者），怎么可能会有利于你呢？

大不了，他不办企业了，行不行？

你真把企业主当作机器人了？

我现在招程序员，再不也招劳动关系的程序员了，而是在淘宝上外包项目。一些有技能的劳动者，你们的机会来了，那就是成立一家企业，以外包的方式去接业务，保证你会忙不过来的。

你将会在众多的劳动者中脱颖而出，受到企业主的热烈欢迎的。

你只要承诺按效果、按结果付费，那企业主愿意付比你去企业应聘更高的收入。

在劳动法管制多的地方，比如希腊，法国，阿根廷，要么年轻人失业率迅速升高，要么，地下经济无比发达，非正式用工甚至占据半壁江山。

如果进一步管制，那么，劳动法管制越多的地方，新的创业者、企业主越少，这难道不能警醒你吗？

你看无数政策之间在打架，一方面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一方面不允许民营企业有劳动契约自由权，一方面看到无数企业效益在降低，要刺激消费，一方面又通过劳动法管制提高企业的用人成本，让企业更难活下去。一边说要降低失业率，一边通过这种方式制造失业率。

唉！政策的一致性取向，你们真的懂吗？最高法，还是不懂经济学，他们不能认知到，人会因为管制的增加而改变自己的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