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财富的起源：一个被遗忘的经济学第一性原理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钱，最初到底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国家印的。但再往前追溯呢？在国家和央行出现之前，人类用什么做交易？是贝壳、盐、还是一块黄金？

经济学中有一个深刻的原理，叫做“回归定理”。它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 一样东西能成为广泛接受的货币，前提是它本身必须先是一种有市场需求的商品。 黄金能成为货币，因为它首先是贵重的饰品；贝壳能成为货币，因为它在某些部落是珍贵的装饰。钱，不是靠法令凭空创造的，而是在无数人自愿的交易中，一步步演化出来的。

然而，这个原理的深刻之处，远不止于解释货币的起源。它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社会制度的起源之门。

社会秩序的黄金法则：自发而非强制

就像货币一样，我们社会中那些最重要的基石——法律、产权、语言、甚至道德，它们的起源都不是某个天才设计师的精心规划，更不是统治者的强制命令。

它们都是“长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

想象一下语言。没有哪个国王颁布法令，规定了主谓宾的语法结构。语言是在千万人日复一日的沟通需求中，自发形成、演化和完善的。同样，产权的概念，也不是源于一张盖了章的官方文件，而是源于人们为了避免冲突、和平生产而自发形成的默契和习惯：“这是我种的果子，那是你打的猎物。”

这种源于个体自愿选择，为了改善自身处境而形成的秩序，我们称之为 “自发秩序” 。它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

与之相对的，是依靠强制力建立的秩序。如果一个制度的维系，不是靠人们的自愿认可，而是靠持续的暴力威胁，那么它不仅是低效或不公的，更是缺乏合法性的。它如同无根之木，一旦强制力消失，便会立刻崩塌。

两种“污点”财产：流动的罪与凝固的罪

这个区别，在“财产”问题上体现得尤为尖锐。通过辛勤劳动和公平交换得来的财富，与通过暴力掠夺而来的财富，在道德和经济的根源上，截然不同。

这时，一些批评者会提出一个听起来很有力的反驳： “历史上，哪有完全干净的财产？所有私有财产，追根溯源，都可能来自某一次的暴力和掠夺。所以，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一样，都充满了原罪。”

他们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既然财产的源头都不干净，那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充当“法官”，通过强制手段进行管理和再分配，才能实现所谓的“正义”。甚至有人更进一步说，产权本身就是国家创造的法律幻象，离了国家的暴力保护，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只要稍加审视，就会发现它站不住脚。

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就算某个人的财产最初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得来的，比如，他是一个窃贼。在没有国家干预的社会里，他偷窃成功后会怎么样？

他不可能永远靠偷窃为生。为了保住并享用他的赃物，他必须进入那个由自愿交换构成的和平市场。他需要用偷来的钱去买食物，去投资，去交易。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的“不义之财”就进入了正常的市场循环。通过一代代的交易、竞争、继承，最初的“污点”会被市场的潮水不断稀释和冲刷。

最关键的是，这个窃贼没有“垄断暴力”的特权。他时刻面临着被报复的风险，也无法阻止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有趣的是，当他为了防止自己偷来的东西再被别人偷走时，他自己反而是在捍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再来看国家财产。

国家财产的来源——税收，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合法的强制。它不是一桩发生在历史上的“抢劫案”，而是一场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抢劫” 。国家的“所有权”，完全建立在它对暴力的垄断之上，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众无法反抗的地位。

所以，一个来路不正的企业家和一个靠税收维持的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一桩 “过去的罪行” ，并且会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慢慢修正；而后者，是一个 “进行中的罪行” ，并且被制度永久化了。

如果真正在乎“不公”，那该怎么办？

想清楚了这一点，那些批评者的逻辑就显得非常荒谬了。

如果他们真的如此痛恨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公与掠夺，那么他们最应该做的，不是把更多的权力交给那个最大的、制度化的掠夺者（国家），而是要求立刻废除它。

如果一个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持续的强制之上，那么指望它来主持“公平”，无异于请狐狸来看管鸡窝。唯一符合逻辑的、真正追求正义的道路，是立刻停止一切形式的强制——也就是废除税收，并将所有所谓的“国有资产”归还给创造它们的民众。

真正的私有化：从枪口下解放市场

我们常常听到“国企私有化”、“市场化改革”这类词语。但大多数讨论都忽略了一个根本前提： 只要那个用强制力支撑的庞然大物还在，任何“改革”都只是暂时的、可逆的。

枪，从未离开过房间。

在一个强制体系下的所谓“私有化”，不过是权力的一种恩赐，随时可以收回。减税的政策可以一夜之间取消，放松的管制也可以随时收紧。被国家捏在手心里的市场，只是一个人质，而不是一支被解放的力量。

真正的私有化，始于对一切强制的彻底否定，始于个体主权的回归。

只有当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其生命和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才能真正地、有意义地谈论产权、市场和自由。这，不是一种政治偏好，而是从“人为了改善自身处境而行动”这一最基本事实中，推导出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