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数学与经济学
Author: 漫天雪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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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亩耕地红线，是2006年纳入正式文件的，当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底线为：95%以上的粮食自给率，结合人口峰值、人均粮食消费、复种指数、粮食单产等，经过测算，得出保障6亿吨左右粮食产能，需要18亿亩耕地。
本文不考虑自由贸易等其他因素，就以自给自足思维，以给定的粮食自给率为前提，来展开分析。
这张表揭示的，官方有报道，说法为“我国粮食总产连续21年丰收并首次突破1.4万亿斤”。2006年-2024年，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从2006年的49804万吨增长到2024年的70650万吨，增长41.8%。
2006年年末总人口为13.14亿，2021年达到峰值，为14.12亿，从2022年起逐步回落，2024年人口为14.08亿。
2006年人均占有粮食数量为378公斤；到202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500公斤大关，为501.7公斤，增幅超过了32%。
现在可以再算一笔账：以现在的粮食单产水平，需要多少亿亩耕地，就可以保证达到2006年的水平呢？
2024年总人口14.08亿×2006年人均378公斤=53360万吨；
2024年实际产量70650万吨÷18亿亩=3925公斤/亿亩；
所需耕地：53360万吨÷3925公斤/亿亩=13.6亿亩。
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人均400公斤算，以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耕地14.3亿亩。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腾出4-5亿亩土地，用来干点别的、产出更高的事情。5亿亩有多大呢？它接近于云南省的面积，相当于广西+浙江的面积，快接近日本的总面积了。能干的事情，多得不可想象。鉴于当前的粮食生产，需要大量财政补贴，那么释放出来的土地，将实现经济效率的多重提升：土地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减少了低效生产而增加了高效生产，降低了财政负担和征敛程度，增加了土地供给，土地租金下降，企业成本下降而活力更强，农民也将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本收益而变富裕。
将这些土地交给企业家来配置，将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产出的工业品，可以去交换阿根廷的牛肉、美国的大豆、泰国的大米、越南的榴莲，放心，它们争着抢着要卖给我们；这样交换得到的粮食，将远远超过用这些土地自给自足种粮食产出的数量。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什么卡脖子问题，西方不亮东方亮。钱总是很香的，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谁不抓住，是谁傻；秉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跟世界任何国家都交好，那么全世界都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基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
设定耕地红线，是马尔萨斯人口定律的一个应用。它说的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有一个最佳的比例，它是先验有效的，即必然有这样一个比例。人口太少，不足以支撑劳动分工，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人口太多而资源太少，就会陷入贫穷。至于这个比例究竟是多少，则是经验的，经济学无法给出回答。
马尔萨斯定律是报酬律的一个特殊应用。马尔萨斯并没有说，这个最佳的点到底在哪里，以及它会不会移动。马尔萨斯也没有说，技术进步会带来的变化，在给定的土地上，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生活水平不降反升。
工业革命就是鲜明的例证。千百年来，人类都在错误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停滞的泥潭中挣扎，始终遭受贫困和饿死的威胁。随着国家控制经济、重商主义和自给自足的错误思维被古典经济学彻底摧毁，产权受到保护，资本积累节节攀升，劳动生产率提高，世界人口实现了数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实现了几何式的提升。
2006-2025年这20年，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20年，如今我们生活中吃穿用度的几乎一切，都是这20年经济迅速进步的结果，中国人真正过上好日子，也就这几十年。
所以我们看到，土地耕种面积并没有太大变化，但粮食总产量是节节攀升的，它是20年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成果，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实现更大的产出。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耕地红线是应当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进行动态调整的，而不是一直固守几十年前的标准。要知道，最会种地的并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企业家。是他们在发明化肥、农药、保鲜、优质种苗、高科技耕作和收获机械设备，让农民拥有了先进的劳动工具，提升了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忽视技术进步因素，而固守红线，就意味着稀缺的土地资源被不恰当地利用了，将没有比较优势的土地投入到了粮食生产中。任何资源的错误配置导致的结果就是，总的供给下降。
从我们的饮食消费结构的变迁来看，固守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没必要的。
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线人均400公斤，显然是一个绰绰有余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
我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是多少呢？
2023年是134.4公斤，2022年是136.8公斤。也就是，粮食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比在不断下降。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用那么多的地，生产那么多粮食，并且把它海量地储备起来，它产生了大量的财政成本——补贴、储存、防腐、养人、腐败。
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跟20年前是不同的，跟50年前更不同。
过去粮食在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现在有肉蛋奶和各种蔬菜水果，主要粮食作物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这正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我国人均蔬菜消费量达到408公斤，世界第一。肉类消费量也不低，达到72公斤。饮食结构是很健康的，支撑了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肥胖率、疾病率的下降。所以，与其固守耕地红线，何不把这些地腾出来，用来种蔬菜、水果和养猪呢，大家都这么喜欢吃蔬菜水果和猪肉，多在这上面研发新技术，把供给提高、价格压低，满足消费者需求，给人们省钱，多好的事情。
许多欧洲发达国家，是吃不起蔬菜的。
韩国人连西瓜都吃不起。中国研发出了好的产量高的西瓜品种，让国人实现了西瓜自由。跟欧洲和韩国好好谈，把西瓜卖给他们；把蔬菜卖给欧洲。然后用这钱钱去买粮食，粮食供给就大幅提高了。
在减少耕地面积的同时，可以通过运用比较优势法则和收益递减规律，对现有的耕地予以更加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以进一步提高总产出。
在青海戈壁上种水稻，它占用了耕地面积，而让东北黑土地闲置，当然是不恰当的；在深圳种粮食，也是不恰当的。它们都违背了比较成本法则。正确的办法是，将青海的农田释放出来，让东北来扩大种植面积，将耕作需要的资源，调用到东北，实现更大产出。
在计算一块土地的产出时，万万不可只看它当前种粮食的产出量，而是必须考虑到它的机会成本。如果它用来建写字楼和开发楼盘，可以实现年产出10个亿，而种地只有100万，那么这就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深圳人获得粮食的最佳办法从来不是自己去种粮，1800万人口，总面积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怎么种都不够吃的，所以深圳就适合建写字楼、搞AI、生产手机汽车和工业品，然后用它们与东北地区交换粮食。
那些担心粮食安全问题的人，在我们一个国家之内，你总不需要担心吧？所以在深圳划出耕地红线，在上海有很多的基本农田，实在是暴殄天物不可理喻。
土地的产出是受到收益递减规律限制的，即投入达到一定程度，产出就不再增长了，再投入就是一种浪费。如果不是这样，
只要不断加大投入，就有不断增长的产出，那就没有稀缺性问题了，土地就成为自由财货了。
边际以下土地不产生租金，直到边际以上的土地根据收益递减律，再投入成本后不再增加收益，这时候，原来边际以下的土地才会被投入使用，并产生租金。
换句话说，如果边际以上的优质土地，加大投入还能实现收益增加，且增加的速度超过边际以下土地的增长速度，那么将边际以下土地纳入生产过程，就是资源的错误配置，它是不划算的。
在青海的土地上增加一顿化肥，可以增加2万元的产出，而在东北增加同样的化肥，可以增加10万元产出，二者的“规模边际”是不同的，因此，正确的经济计算结果是，把这些化肥调用到东北土地上，让青海的土地变成边际以下。这样可以增加总的产出。
当东北的土地达到边际收益上限，再投入就是浪费时，只要消费者有需求，就会推动价格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边际以下土地将立即被纳入生产过程，生产粮食就变得有利可图。如果粮食足够稀缺，价格足够高，那么在深圳的写字楼里种粮食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它种粮食的收益超过搞AI和造汽车，企业家自然会去种粮食。
所以，价格是调整供需的指挥棒，是要素配置的眼睛。只要价格体系自由运作，何愁没有“粮食安全”。自由市场，从来不会出现大规模饥荒问题，饥荒都是干预的结果。
当然，也从来没有集体主义视角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只有个人的粮食供给是否充足。你要是觉得你的粮食不安全了，现在农村，在18亿亩红线之内，被抛荒的土地多得要命，这意味着它已经不产生租金了，资本化价值几乎为零，所以你可以很轻松地、支付很少的代价包一块地，自己去种，保障你自己的粮食安全。别总想着农民就该给你城里人种粮食，就必须固守在他的土地上。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简要分析，为耕地红线的动态调整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理论总是最重要的，理论决定了现实和行动。
农民在耕地上干点别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别罚款、复耕了；已经被撂荒的耕地，应当允许农民卖掉它，交给估值最高的企业家来重新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之别把土地用途锁死了，把农民的出路锁死了，让市场来决定土地该怎么用，让基层自己发挥能动性，探索出一条农村土地改革的路子。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中，写了很多江浙、甚至贵州一带占补平衡、土地入市、集体土地抵押等鲜活的例子，还有重庆的土地产权交易中心，也非常成功，农民的处境很快就改善了，其他市场主体也从中受益。
事情很难，我们承认。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打压这种改革，他们自然会寻找出适合的道路。发挥农民和市场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嘛，有啥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