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的背后，是经济！

苏州胡友平女士的英勇行为令人感到万分敬佩，她绝对配得上英雄的称号。

生命就是生命，没有日本生命和中国生命。孩子就是孩子，不论是中国孩子还是日本孩子，都是孩子。保护无辜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是英雄行为。一位女士手无寸铁，面对行凶的歹徒挺身而出，更是英雄中的英雄。

胡女士的英勇行为，不光拯救了许多日本孩子的生命，而且避免了一场外交冲突。如果不是她，歹徒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日本孩子们大开杀戒，这将被舆论无限放大，看做一场种族屠杀，引起重大的外交纠纷。在中日之间本来就有重大历史恩怨的状况下，火上浇油地让两国关系跌至谷底；也将使正在推动实施的中日韩自由贸易蒙上阴影。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这 最终对两国人民都不利。

社会大众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跟着脑残和别用有心的人瞎起哄。当今的日本人，跟二战时期的日本人，不是同一批人；军国主义的日本，跟现在的日本，不是同一个日本；即便是在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也照样有热爱和平、阻止战争的日本人。不可以把日本这一集体主义的虚构概念实在化，对准每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人，这就跟说“河南人都是偷井盖的”一样愚蠢。

我们严厉谴责当初实施暴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那些发动战争、滥杀无辜的军国主义分子，应当全部被送上绞刑架，包括当时的日本天皇。罪责应当是具体的发动战争的人来承担，而不应当祸及平民，更不应当让平民的后代承担责任。

我们回顾历史，铭记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不是像法官那样分配赞扬和责备，更不是为了世代为仇相互敌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米塞斯说：

我们寻找真理，而不是罪行，我们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去理解事情，而不是去发布责难。如果一个人按照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卷宗那样的方式——为了控告而寻找材料——处理历史，那么他最好远离它。历史的使命，不是为了满足大众寻找英雄和替罪羊的需要。

也就是说，我们铭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是为了分析，当初的日本为什么会发动骇人的战争，是为了分析两国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事实上是什么状态，继而导致了战争。 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再次陷入那段悲惨的历史之中，进而推动中日双方世代友好。

经济学给出的答案很清楚，那些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经济动机。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俘获人心，是因为人们相信照他们那样做，对自己是有利的。日本当初侵略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是经济政策的结果，一国如果无法自给自足，而对外贸易又发生中断，那么其办法就是要将外国领土变成本国领土，手段就是发动战争“拓展生存空间”。

国内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国对内实施经济干预，就必然对外实施贸易管制，否则国内经济干预政策就行不通。由此，在贸易中断的情况下，两国国民没有了利益纽带，发动战争对双方损失不大，反倒可以通过掠夺增进自己的利益，由此就有了战争的基础。因此，经济民族主义通往战争。

这告诉我们，要想避免战争发生，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当双方国民频繁来往流动，相互自由交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候，战争对谁都不利，就没有了敌对和战争的舆论氛围。当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解决本国无法自给自足的难题，增进自身福利时，又有谁会采取战争这种高风险的方式呢？当贸易自由，国境线划在哪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中日之间和平的根基在民间，在双方的人员、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推动中日世代友好的根本途径，就是自由贸易。

贸易，没有国界。跟日本人贸易，与跟河南人贸易，没有本质区别。战争状态，也并不仅仅指两个国家之间，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侵犯产权的事件，同样就是战争状态。

那么同理，要想维持国内的和平合作状态，减少国内的战争状态——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同样要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即奉行自由市场的原则。

一旦 在国内未实行自由市场的政策，导致土地、人员、资本、商品无法自由地配置——就像在国际上使其无法自由流动一样——就会导致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更多的悲观绝望情绪就会出现。于是，偷、抢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 既然都活不下去了，偷一点抢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既然都不想活了，杀几个人泄个愤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不是说，经济繁荣了，就没有反社会的人了。而是在说，经济状态与社会治安之间，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繁荣，治安就好；经济衰退，治安就恶化。

1980 年代，改开初期，街上到处是小混混，偷鸡摸狗，杀人越货，治安很差。为什么后来好转了？

是因为严打吗？不是。严打之后犯罪率更高了。是因为警力增加了、监狱建的更大了吗？也不是。是因为街上摄像头很多，每个人都是透明人吗？还不是。即便给每个人配一个警察，当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是因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进步了。

改革开放保障了产权，推动的人的自由流动，因此大量过去生活困苦的农村人开始进城谋生了。而刚开始，资本积累有限，市场不够发达，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是过剩的，很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因此就干起了偷鸡摸狗、违法犯罪的勾当。后来随着资本积累、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市场拓展，企业变多了，规模扩张了，所以大家就都找到工作了，于是犯罪率就下降了。

犯罪也是人类 理性的结果，也 讲 成本收益计算。 当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拿到足以生活得很好的收入时，他会去犯罪吗？ 不会的。 当一个人通过工作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时，他何必采用犯罪这样高风险的手段呢？ 当一个人的生活蒸蒸日上的时候，你纵容他去犯罪，他也不会去。 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损失大于预期的收益。

反过来，当经济下行，找不到工作，都快要饿死的时候，并且预期未来也不会变好时，人们时间偏好就会提高，倾向于满足当下，偷鸡摸狗抢劫财物就变得更有吸引力，收益也会大于成本。于是社会治安就会恶化。

而经济下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经济遭到了阻碍和破坏。

社会舆论今天要反资本，明天要反大企业反垄断把马云挂路灯，资本就跑了，就没有人敢投资了，那谁来安排就业呢，工资率怎么提升呢？动辄要整顿职场， 把 企业家视为仇敌， 要侵犯自由契约，要立法提高工资， 生产要素就无法经济地配置了，人与人自己的自由契约就无法达成了，那又怎么指望就业增加工资提升呢？ 当司马南整天要收拾民营企业，低下应者如云的时候，当企业税收 负担太重的时候， 那就只能撤离或者关门大吉，由此，大量本来有收入的工人失业了，变成了无业游民和潜在的犯罪分子。

一切政策，都是大众观念积累的结果。舆论最终会转化为政策。大众呼吁反市场的政策，反市场的措施就会出现，就会造成经济衰退，其结果就是把 社会推向贫困的深渊，推向犯罪的深渊。

把一切问题推给权力，是逃避自身责任、简单化归因的方便办法。但是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要不要反思，权力到底来源于何方？自己在塑造权力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你们的所做作为，不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多么善良的愿望，但结果到底是在扩张权力，即阻碍经济进步，还是在消解权力，推动经济进步？

不仅治安状况与经济进步密切相关，安全事故，健康水平，当然也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那些通过信贷扩张和大量税金堆积起来的 大项目，当 经济高速进步的时期，民间尚能承受，因此还能不断地继续维护，以保证它的安全。 但是经济衰退了呢？那些大型项目还在，但是民间资本积累变少，无法征敛了，拿什么维护呢？结果就是年久失修，安全事故频发。（ 我挺担心梅大高速事件 ）

现在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经济进步了，人们可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增多了，所以能够在养育孩子上投入更多的资本而维持相应的生活水平。于是，孩子们夭折的概率很低了，而且营养水平很足，个子比我们长得高多了。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投入养育和教育的成本更高了，所以经济进步了；恰恰相反，是因为经济进步，所以人们投入的养育、教育成本更高了。我们的父辈，父母投入的养育和教育成本并不高，因为经济太差，根本没啥可投入的，能活下来、会挖地就不错了。

医疗健康水平也是一样，是经济繁荣，资本积累，让医疗水平进步，进而延长了人类寿命，提升了健康水平。即便是医保制度，照样是民间经济和资本支撑的结果。一旦 经济衰退，拿什么支撑呢？导致的结果必定是诊疗水平和保障水平的下降。

所以，即便是国家行为，强制力支撑的行为，照样受到经济的制约。

一切问题的背后，都是经济！

那些认为苏州行凶事件，是多年仇日宣传的结果的观点，是不触及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起反社会的暴力事件——哪里都有反社会的人——也并不能证明大众就有仇日的心态。 普通中国民众对此是无感的，无成本的沙文主义口号，也是当不了真的。

总以为宣传有那么强大的塑造思维的能力，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崇拜——他们以为利维坦 可以做到一切，就像克努特国王以为自己可以向潮汐发布命令一样。 那你又怎么解释，我们都受到的是同样的教育，怎么就是如此地不一样？

种种行为的背后，都是个人动机，经济动机。即便是看起来的集体行为，也并不是什么“乌合之众”的盲目从众，而是每个人采取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行动偏好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做出了边际选择，相信这样做对自己更有利。

不从经济角度看待治安问题，看待国际关系问题，而总是从所谓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是那些不学无术、思维能力低下的人的一种无聊消遣和娱乐活动，是某些野心家掩盖真相、挑起事端的借口。

所谓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是在说什么？ 就是在说就业容易了，治安才会好，才能“稳定”下来。 这说明，他们也很清楚我们所阐述的经济与治安之间的因果关系， 老百姓不看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他们在乎的就是能很快找到工作，工资率节节攀升，生活越来越好。

所以，要想推动社会治安的持续好转，就要通过 降税收、砍管制、少干预、更开放，促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进步，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没有经济进步，就既没有富裕的生活，也没有良好的治安， 不但会受穷，而且是找死。 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若是认不清经济进步与社会治安之间的关系，搞不懂基本的经济原理，整天乱呼吁，就不仅是让自己陷入饥寒交迫之中，而且会将自己置于险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