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古原 | Origin link: wechat link
持续添加商业圈（就是指在商业运营一线、老板或高管）朋友，以谋划一下将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我也想组个商业社群了。先加上，拉群要过一段时间。
guyuan9800 ,添加时，注明行业，城市。
准备写个各国系列吧。先从中国周边国家写起。
马尼拉的尼诺
·
阿基诺国际机场，或许是理解菲律宾当代困境最直观、最令人心碎的缩影
。
每天，这里的离境大厅都上演着无数场生离死别
。
年轻的母亲泪眼婆娑地告别蹒跚学步的孩子，将他们托付给年迈的父母；健壮的父亲紧紧拥抱着家人，转身踏上前往中东油田或远洋货轮的征途
。
他们是菲律宾的
“
现代英雄
”
，是海外菲律宾劳工大军的一员
。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家庭的完整，换来一笔笔汇款，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
这些汇款，是菲律宾经济的生命线，却也像一剂强效的吗啡，掩盖了国内经济肌体的沉疴 。
菲律宾海外劳工人数约为233万人， 占总人数的1.9% 。外劳汇款创历史新高突破37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8.5%。这些外劳人员为菲律宾国内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这是痛苦的。
这其中接近六成是女人，她们往往在异国他乡孤独地为一个家庭服务，远离自己的亲人。
因为本国，没有收入高的工作机会。
机场本身，陈旧、拥挤、混乱，时常被评为
“
世界最差机场
”
之一，与周边新加坡樟宜机场、香港赤鱲角机场的光鲜亮丽形成刺眼对比
。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以输出人力为核心产业的国家，其国门却如此衰败不堪
。
时光倒流回六十年前
。
彼时的马尼拉，是另一番景象
。
作为亚洲的
“
东方之珠
”
，它曾是仅次于东京的亚洲第二大繁荣都市
。
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着最新款的美国轿车，现代化的写字楼拔地而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
。
菲律宾拥有亚洲最早的航空公司、电视台和一流的大学
。
其人均
GDP
远超它的邻居
——
一个刚刚在战火中独立的韩国，以及贫穷落后的台湾
。
当时的菲律宾人，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骄傲，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和经济领袖 。
如果按这个路径发展下去，应该是全亚洲的人跑去菲律宾当外劳才是对的。
从
“
亚洲明星
”
到
“
亚洲病夫
”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是政治精英的腐，但远没有这么简单，尽管腐败是这个故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
这更是一个关于
“
观念
”
如何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悲剧
。
它关乎统治精英们一套善意却致命的建国理念，也关乎普通民众一种根深蒂固、被历史反复强化的对经济的误读
。
一）
菲律宾人优先
1946
年
7
月
4
日，菲律宾在美国的
“
恩准
”
下正式独立
。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
。
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菲律宾的精英阶层继承了一套美式的民主制度框架、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及对西方文明的熟悉感
。
他们自视为亚洲的例外，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富强、由菲律宾人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
。
这个崇高的目标，很快就转化为一套具体的经济思想，即 “ 进口替代工业化 ” 和 “ 菲律宾人优先 ” 政策 。
川普现在才搞这一套，这算什么？人家菲律宾早就搞了。
在当时的总统卡洛斯
·
加西亚等领导人看来，这么搞那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爱国主义
。
让我们尝试站在加西亚总统的视角
。
他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菲律宾？一个在经济上仍然严重依附于前殖民宗主国美国的国家
。
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西班牙裔和华裔的大家族手中，以及强大的美国跨国公司手中
。
菲律宾的出口，是蔗糖、椰干、蕉麻等少数几种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巨大
。
而国家需要的工业制成品，从汽车到牙膏，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
在加西亚和他的同僚们看来，这是一种
“
新殖民主义
”
的枷锁
。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何谈真正的独立？
因此，他们的药方是：通过设置高额关税和严格的进口配额，来限制外国商品的涌入；同时，为本国企业家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外汇管制的特权，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工厂，生产
“
菲律宾制造
”
的商品，以替代进口货
。
这个
“
菲律宾人优先
”
的口号，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
一位名叫埃内斯托的马尼拉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充满了对西班牙三百年殖民和美国五十年统治的反思
。
他看到
“
菲律宾人优先
”
政策时，内心涌起的是一股民族自豪感
。
他认为，这终于是在纠正历史的错误，是菲律宾人夺回自己经济主权的伟大斗争
。
当他在商店里看到一双本地生产的
“Ang Tibay”
牌皮鞋时，即使它的质量不如美国的
“Florsheim”
，价格也不便宜，他仍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
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消费，更是一次爱国行动的投票
。
在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效果似乎立竿见影
。
马尼拉周边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厂，生产纺织品、食品、家电和药品
。
一个新兴的
“
民族工业家
”
阶层开始形成
。
国家的
GDP
数据看起来相当不错
。
然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致命的毒素已经开始侵蚀经济的肌体
。
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
“
进口替代
”
是一条通往停滞的死路
。
它创造了
“
温室里的花朵
”
。
受到高墙保护的本国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效率、改进技术或降低成本，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来自国外的竞争对手
。
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质次价高，最终买单的是菲律宾的普通消费者
。
埃内斯托教授的爱国情怀，实际上是以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为代价的
。
为了保护少数工业家的利益，整个国家的农业部门遭到了惩罚
。
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他们换回的外汇，却被政府管制，优先分配给那些需要进口机器和原材料的
“
民族工业家
”
。
同时，他们还要被迫购买国内生产的昂贵的农具和化肥
。
最重要的是，
“
进口替代
”
为后来的
“
裙带经济
”
铺平了道路
。
谁能获得宝贵的进口许可证？谁能拿到政府的低息贷款？谁能被认定为需要保护的
“
民族产业
”
？决定权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
。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权钱交易和腐败
。
那些与政客关系密切的商人，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
他们不是在市场上通过竞争赢得财富，而是通过在马拉坎南宫的走廊里游说获得特权
。
因此，在独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里，菲律宾建立的，并非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个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封闭的、低效的
“
特权经济
”
。
精英阶层的观念
——
将爱国主义等同于经济保护主义
——
与民众的观念
——
支持国货、警惕外资
——
完美契合，共同将国家引上了一条看似正确，实则充满陷阱的道路
。
这个基础，为一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强人，准备好了完美的表演场地
。
二）马科斯的
“
新社会
”
1965
年，费迪南德
·
马科斯当选为菲律宾总统
。
他年轻、英俊、口才出众，是一位在二战中声名显赫的
“
英雄
”
。
他向菲律宾人民承诺，要让这个国家 “ 再次伟大 ” 。
熟悉不熟悉？这不就是MAGA吗？
马科斯的视角，是典型的
“
强人视角
”
。
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政治纷争、寡头横行、效率低下的
“
旧社会
”
。
他认为，美式民主在菲律宾水土不服，它只会导致无休止的内耗和瘫痪
。
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一个能够超越党派和家族利益的
“
发展型独裁者
”
，就像他自己
。
1972
年，马科斯宣布戒严，建立了他所谓的
“
新社会
”
。
他关闭了国会，逮捕了反对派领袖，控制了媒体
。
在他自己看来，这不是为了个人独裁，而是为了扫除发展的障碍，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
他的口号是
“
纪律、秩序、发展
”
。
在经济上，马科斯并没有抛弃
“
进口替代
”
和
“
菲律宾人优先
”
的旧模式，而是将其推向了极致
。
他不再满足于让政府
“
引导
”
经济，而是要让政府
“
拥有
”
经济
。
他将这种模式称为
“
国家资本主义
”
或
“
裙带资本主义
”
的顶峰
。
他的做法是，挑选自己的亲信、朋友和家人（即
“
裙带
”
），让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垄断整个国家的关键经济部门
。
他的密友罗伯托
·
贝尼迪克托控制了制糖业，另一位密友爱德华多
·“
丹丁
”·
科
垄断了椰子产业
。
建筑、航运、媒体、银行
……
几乎所有能赚钱的行业，都被马科斯家族和其裙带们瓜分
。
在马科斯看来，这是一种高效的
“
国家队
”
模式
。
他或许会辩称，与其让成百上千个小企业无序竞争，不如集中资源，扶持几个
“
国家冠军
”
，由他亲自指挥，去完成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
。
他确实也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公路、桥梁、医院和宏伟的文化中心
。
这些项目，在初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
在戒严初期，不少民众会觉得生活变好了
。
街头的犯罪减少了，交通秩序井然，还有了新修的高速公路
。
他们可能会觉得，马科斯总统的
“
铁腕
”
正是菲律宾所需要的
。
然而，这种裙带垄断的真实后果是灾难性的
。
让我们看看内格罗斯岛的一位蔗农巴勃罗
。
在马科斯之前，他可以将甘蔗卖给多家糖厂，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
。
但在贝尼迪克托的垄断下，他只有一个买家
——
国家糖业贸易公司
。
这家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收购他的甘蔗，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卖出，巨额的差价流入了贝尼迪克托和马科斯家族的口袋
。
巴勃罗和成千上万的蔗农，一夜之间从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了赤贫的农奴
。
三）劳动法灾难
正是在马科斯时代，菲律宾的劳动法被系统化，并成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关键变量
。
1974
年，马科斯颁布了《菲律宾劳动法典》
。
从他的统治者视角来看，这部法典是一项杰作，一举多得
。
这是一项强大的政治宣传工具
。
法典赋予了工人一系列在当时亚洲堪称最慷慨的“权利”：严格的
“
雇佣保障
”
，使得解雇一名正式员工变得极其困难和昂贵；强制性的
“
第十三个月工资
”
；以及各种复杂的假期和福利规定
。
马科斯可以借此向世人宣称，他的
“
新社会
”
是“保护”劳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
。
这为他的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也有效地安抚和收编了城市的工会组织
。
然而，这部以
“
社会正义
”
为名的法典，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却对菲律
T
宾的长期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
其核心问题，就在于
“
雇佣保障
”
条款
。
一位名叫玛丽亚的服装厂女老板，她的小工厂有
50
名工人，接到了一笔来自美国的加急订单，需要额外雇佣
30
名工人，为期六个月
。
然而，根据劳动法，一旦这些工人成为正式员工，除非他们犯有法典中列出的严重过错，否则她几乎无法在订单完成后解雇他们
。
即使企业亏损，裁员也需要支付高昂的遣散费，并面临复杂的法律诉讼
。
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和成本，玛丽亚会怎么做？她不敢雇佣新的正式员工
。
她可能会选择让现有工人疯狂加班，或者，更可能的是，通过中介雇佣
“
合同工
”
。
这些合同工每五个月续签一次合同（为了规避法律规定的六个月转正的期限），他们享受不到任何正式员工的福利，工资更低，工作也极不稳定
。
这部旨在保护工人的法律，最终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缺乏保障的
“
非正式
”
劳动力市场
。
它将劳动力市场割裂成两个世界：一小部分在政府或大企业拥有稳定工作的
“
局内人
”
，他们受到法律的过度保护；以及绝大多数在小企业、服务业或作为合同工挣扎的
“
局外人
”
，他们承受了所有的市场风险
。
更糟糕的是，这种僵化的劳动法，极大地抑制了投资，尤其是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制造业投资
。
当外国投资者考察设厂地点时，他们会比较越南、泰国和菲律
宾
。
他们会发现，在菲律宾，劳动力成本不仅是工资，还包括了背后沉重的、不确定的法律风险
。
于是，他们将工厂设在了别处
。
玛丽亚的工厂，也因为难以灵活调整劳动力规模，而失去了竞争力，最终可能倒闭
。
民众对此的理解，再次陷入了观念的陷阱
。
当他们看到
“
合同工
”
现象泛滥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质疑那部制造了问题的劳动法本身，而是去谴责企业家的
“
贪婪
”
和
“
剥削
”
。
工会和左翼团体年复一年地要求政府 “ 终结合同工制度 ” ，加强 “ 雇佣保障 ” 。
你到网上看一下，骂中国派遣工模式的，也多如牛毛啊。
民众们不知道，劳工管制越严格，地下黑工（或派遣工，非正式用工）就越多。
政客们为了选票，也乐于摆出
“
为民请命
”
的姿态
。
于是，法律变得越来越僵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
在马科斯的二十年里，裙带垄断掏空了国家的产业基础，而僵化的劳动法，则锁死了国家创造就业的能力
。
当
1983
年反对派领袖尼诺
·
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的停机坪上被暗杀，引爆了积蓄已久的民怨时，菲律宾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
。
1986
年的
“
人民力量革命
”
，推翻了马科斯，举世欢腾
。
人们以为，黎明终将到来
。
四）继续迷失
1986
年的
革命，是菲律宾人最引以为傲的时刻
。
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了一个独裁政权
。
然而，革命的激情退去后，留下的却是沉重的现实
。
新上任的科拉松
·
阿基诺（
被暗杀的尼诺
·阿
基诺的遗孀）政府，面临着一个烂摊子
。
从统治者的视角看，她的首要任务是政治重建，而非经济革命
。
她的政府致力于恢复民主制度，清算马科斯的余毒，并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
1987
年宪法，正是这个
“
后马科斯
时代
”
观念的集中体现
。
它被视为一部
“
人民的宪法
”
，旨在防止马科斯这种人重现，，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
然而，这部充满了良好意愿的宪法，却将许多在马科斯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永久地固定了下来
。
让我们看看这部法律的起草者们，他们大多是律师、学者和反马科斯斗士
。
他们深受民族主义和对马科斯时代
“
外国资本
”
与独裁者勾结的创伤记忆影响
。
因此，他们在宪法中写入了严格限制外国投资的条款，最著名的就是
“60/40”
规则，即在许多关键行业（如公共事业、自然资源开发等），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40%
。
在他们看来，这是在保护菲律宾的
“
民族资产
”
，防止国家经济命脉再次落入外国人之手
。
这是一种爱国的防御姿态
。
但从经济自由的视角看，这是在向全世界的资本关上了大门
。
一个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国家，却用法律来限制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这无异于自断经脉
。
想一想，为什么菲律宾的电信服务和互联网速度，长期以来在亚洲都排名垫底且价格高昂？因为这个行业被少数几家本地寡头垄断，而宪法限制了更有实力的外国竞争者进入
。
同样，这部宪法也全盘继承并强化了马科斯时代劳动法中的
“
社会正义
”
条款
。
废除马科斯的独裁是革命的目标，但废除他那部
“
保护劳工
”
的法典，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
。
任何试图提出修改劳动法，使其更灵活、更有利于创造就业的政治家，都会立刻被贴上
“
反劳工
”
、
“
大资本家走狗
”
的标签
。
于是，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陷入了一个奇异的困境
。
政治上，它拥有了亚洲最活跃的民主之一，媒体自由，选举频繁
。
但经济上，它却被一部充满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思想的宪法，以及一部僵化的劳动法死死捆住
。
历届政府，从拉莫斯的有限开放，到埃斯特拉达的民粹主义，再到阿罗约
的争议缠身，都未能或不敢触碰这些根本性的制度枷锁
。
民众的观念，也在这三十多年里被固化了
。
大量的普通人不得不成为临时工，每五个月就要为下一份合同而焦虑
。
这些人看到富人区的灯红酒绿，看到政客们在电视上夸夸其谈，感到的是愤怒和无力
。
他们会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什么？他会听从工会领袖和民粹政客的宣传：是
“
贪婪的资本家
”
在搞合同制，是
“
外国势力
”
在剥削菲律宾，是政府
“
腐败无能
”
。
他会支持那些承诺给他更高工资、更多福利、更强雇佣保障的候选人
。
他无法理解，正是这些看似美好的承诺，这些被写入法律的
“
保护
”
，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让他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到
。
他看不到，如果玛丽亚的服装厂能够更容易地根据订单来雇佣和解雇工人，她可能会雇佣一百名正式员工，而不是五十名加班的工人和三十名合同工
。
这种民众观念与统治精英（为保住选票而迎合民粹）的合谋，形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
“
低增长陷阱
”
。
缺乏投资，导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稀缺
。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最优的选择就是成为外劳
，去国外寻找国内无法提供的机会
。
而他们寄回的汇款，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使得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降低
。
整个国家，就这样依赖着
“
英雄
”
们的汇款，勉强维持着运转，日复一日
。
五）观念决定一切
菲律宾的故事，是一部令人扼腕的
“
观念悲剧史
”
。
它几乎在每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每一次选择的背后，都有着看似崇高的理由
。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
独立初期的精英，出于
“
爱国主义
”
，选择了封闭的
“
进口替代
”
模式，埋下了特权经济的种子
。
马科斯，出于建立一个
“
伟大强国
”
的野心，将特权经济发展为赤裸裸的裙带垄断，并用一部看似进步的劳动法来收买人心和实现社会控制
。
后马科斯 时代的领袖们，出于对独裁和外国控制的恐惧，用一部宪法将保护主义和僵化的劳工制度神圣化，锁死了经济的活力 。
从民众的角度看：
是经济自由的缺失，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严重管制，扼杀了菲律宾的经济潜力。。
而这种缺失的根源，则在于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被一套根深蒂固的、反市场的
“
观念
”
所俘获
。
今天，当人们在马尼拉拥堵的街道上抱怨，在陈旧的机场里送别亲人时，他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所坚信不疑的那些关于国家、关于正义、关于经济的
“
常识
”
，是否本身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最终要从改变观念开始
。
这需要有远见和勇气的舆论领袖，敢于向民众解释痛苦的真相，推动艰难的改革
。
更需要民众的觉醒，去重新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
“
爱国
”
口号和
“
正义
”
法条，理解自由市场和竞争才是创造繁荣与机会的真正引擎
。
在马尼拉的黄昏中，这个群岛国家依然在观念的十字路口徘徊
。
它曾经拥有亚洲最光明的黎明，却一次次迷失了方向
。
它的未来，取决于它是否能从这漫长的黄昏中汲取教训，勇敢地拥抱那些曾被自己长期遗弃的、关于自由的真正智慧
。
否则，尼诺 · 阿基诺机场的离别悲剧，将永无止境地轮回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