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言九林
1、蚕盐法
宋代有一种“福利”，叫做蚕盐法。
养蚕需要用到盐，而蚕丝未成之前百姓往往无钱买盐。民意遂寄希望于官府，希望能先从官府贷盐——盐是被官府高度垄断专卖的物资——等蚕事完毕再偿还盐钱和利息。这是蚕盐法出台的初衷。
蚕盐法 始于南唐盛于北宋。可是，蚕盐法在北宋没有变成百姓的福利，相反，它逐渐蜕变成了官府定额定期向乡村民户摊派食盐的工具。每年二月育蚕季开始，官府就会派人去强迫民众买盐。每年六月蚕茧收获季到来，官府就会派人去向百姓征收丝绢（不直接收钱，而要将盐价和利息折纳成丝绢，是因为折算过程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比如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价格来折算完全由官府说了算，可以让政府多赚一笔）。 不管养不养蚕，都要在二月贷官府的蚕盐，都要在六月向官府偿还丝绢 。
蚕盐法在底层民间引起许多怨言，但朝廷始终不为所动。到了宋徽宗统治中期，政府干脆出台了一项更无耻的规定：
“人户合纳蚕盐钱，自祖宗以来，认纳皆有定数。如不愿请盐，即具合纳盐数上纳六分价钱，具存成法。”
至此，蚕盐钱完全抛弃了初衷，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官定负担， 严禁农户以不养蚕为由拒缴 。即便不养蚕也不想要盐，仍得向官府缴纳相当于摊派额度六成的蚕盐钱。福利赤裸裸地变成了税负。
2、隋社仓
公元585年，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给隋文帝出了个主意。
长孙平说，天下州县常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常陷入饥荒。如果在每年秋收的时候，让每户人家按贫富等级拿出一些粮食来，最高额度为每户一石，然后将这些粮食储存在仓库之中，遇上灾年再拿出来赈济灾民，岂不是很好？当下设于州郡用来存放税粮的仓库叫常平仓，这个新设于乡村用来储放饥荒保障粮的仓库可以叫做义仓。
隋文帝很喜欢这个建议——他实在没理由不喜欢。首先，设置义仓是让民众自己给自己交灾保粮，并不需要官府出一粒粮食。其次，民众已给朝廷缴纳了各种税赋，朝廷本就有义务在灾荒年份打开官仓（也就是常平仓）赈济民众，官仓之外再设义仓，实际上相当于将赈灾责任转嫁给了民众。
隋文帝应允了长孙平的建议，但没采纳义仓这个名称，而是将之改称社仓。在新制度中， 粮仓建在里社之中，出粮者是里社中的普通民众，管理者是里社的社司 。 然而仅仅过去十年，公元595年，隋文帝便以上年的关中大旱为由头下旨，解除了社司管理社仓的权力，将北境所有社仓转交给地方州县掌管，民众向社仓交粮的方式也由自愿性质的“劝募”，变更为按官定标准统一强制缴纳。
在诏书中， 隋文帝公然将给社仓交粮称作给国家交税 ：
“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百姓自己给自己交的灾保粮，至此变成给朝廷的税赋。
隋文帝开了头，隋炀帝也有样学样，“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 ，杨广大兴土木，钱不够花，就把手伸到存放救灾粮的社仓里，肆意挥霍百姓的灾爆粮，所有社仓都被折腾空了。
3、宋义仓
义仓名为福利实为税赋，让许多皇帝垂涎。
唐太宗虽然经常批判前朝隋炀帝，可在征收义仓税这件事情上却完全照搬隋炀帝的做法：按户纳粮，上上户纳粮五石，余者依次递减，不管名下有田没田，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得把这笔义仓税交上来。 整个唐代，义仓里的粮食几乎从来没有花在交灾保粮的百姓身上 。 武则天时代，酷吏来俊臣收受贿赂，“断出义仓米数千石” 给行贿的富商倪氏，官权力随手便能将数千石义仓米拨给私人。到了唐中宗神龙年间，因朝廷和官府的无节制挥霍，“天下义仓费用向尽”，义仓里已颗粒无剩。
宋朝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宋太祖与宋仁宗都对义仓感兴趣，屡屡在朝堂上提议重新开征义仓税。北宋初年的朝臣中，还颇有一些以民为本的士大夫。他们在朝堂上公然说征收义仓税是“赋税之外，两重供输”，百姓已经缴纳过赋税，朝廷有义务设置常平仓去赈济百姓，在常平仓外再设置义仓，等于强迫百姓再缴一次税，而 重复征税是不对的 。
宋太祖和宋仁宗没梗着脖子硬收义仓税。这倒不是他们从谏如流，而是朝廷财政还没困窘到可以不要脸面的程度。1077年，宋神宗终因国库空虚而乾纲独断，撕掉脸面开始重收义仓税，且规定只有特别穷、年纳税总额不超过一斗的民户才可以免交。这些义仓全部建在县城之中，往往与县仓合而为一，后又强制并入郡仓，结果“悉为官吏移用，……故遇凶年无以救民之死” 。1123年，权臣蔡京甚至下令江南、两浙等路义仓仅留下三成粮食，余者全部运往京师，皇权对灾保粮的挪用可谓肆无忌惮。
南宋义仓继续控制在官府手中，粮食继续被挪用。宋高宗时，州县对义仓粮食随意支用，水旱灾害发生时常无粮赈济灾民。宋宁宗时，衙门将义仓粮食拿到市场上倒卖生财，已成为常见现象。南宋基层官员董煟在其《救荒活民书》中批评道：
“义仓，民间储蓄以备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当给以还民，岂可吝而不发，发而遽有德色哉！”
那义仓里的粮食本就属于百姓而非官府，遇到灾年本该立即发放不可吝啬；官府开放义仓赈灾，不过是把百姓自己存的保灾粮还给百姓，岂可自认为对百姓有所恩德！义仓本是民众将自己的粮食寄存起来以备荒年，结果落在官府手中却变成了一种税。
董煟是小人物，他的批评没有任何效果。
4、朱熹社仓
1181年，对义仓深感失望的朱熹重新捡起了“社仓”这个名称。
朱熹希望在民间设立新的“社仓”，仓库设在本地而非遥远的州郡，由本乡人士主持，收粮放粮由地方耆老掌控， 不许州县官员干预 。 朱熹希望社仓的粮食回归灾保粮的本意。
遗憾的是，宋朝百姓在朝廷税赋政策的压迫和诱导下，普遍选择尽可能分裂为三到五口人的小户人家（如北宋的衙前差役、南宋的丁盐紬绢，都起到了迫使百姓分家的效果）。生于南宋、后来成为元朝百姓的洪焱祖曾感慨金、元政权统治下的北方百姓多是大家庭，“束矢莫能折”；而南宋政权统治下的南方百姓“小户亦缕析”，即便是亲兄弟也要分割成小户人家单过。 民间社会的这种支离破碎，导致朱熹所期望的社仓在民间缺乏支持，无法自我发育。 当然官府也没有动力去帮助百姓推行，毕竟朱熹式社仓要将粮食的收支管理交给民间社会，这种模式等于切断了官权力谋取利益的通道。所以陆九渊曾感慨：“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举行，所以远方无知者。”（元代江南因民间社会发达，民间自发运作的社仓，倒是起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社会保障效果）
民间没力量实施，衙门没动力推广，朱熹的社仓梦自然只能是梦。更悲剧的是，朝廷虽然对朱熹式社仓无感，可社仓这个名目却很快引起了朝廷的兴趣。于是，南宋百姓在常平仓税、义仓税之外，又多了一种社仓税。这种社仓税走的仍是官府控制、仓储挪用、强制催收的老路。
当然了，南宋政府开征社仓税的名义，仍是为了百姓福利。
5、和买绢
宋朝还有一项福利政策，叫做和买绢。
该政策始于北宋太宗、真宗时期。其本意似乎很好，政策内容简单说来就是：春天的时候由官府贷款给穷困百姓，让他们有资金种桑养蚕、种麻织布，到了该缴纳夏秋两税时，再让百姓给官府缴纳相应绢帛来抵消贷款。因 相当于政府预先支付采购绢帛的资金 ，故该政策也叫做预买绢。
宋仁宗时，因朝廷需要大量的绢帛来满足军队所需，地方政府在征收绢帛方面压力很大，和买绢政策在河北、两浙、四川等地皆有实施。宋神宗年间，和买绢又借王安石变法之机在全国铺开，成了宋朝政府的一项固定政策。 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和买绢这项福利成了宋朝百姓人人痛恨的暴政。
首先，朝廷因屡兴战事，绢布需求激增，绢布市场价格暴涨数倍。但官府推行和买绢政策时，预支的本钱不愿随市价上涨，导致参与和买绢对百姓而言成了亏本生意。其次，有些地方官府还玩起了折算的把戏，如宋哲宗元祐年间，江都县不给百姓预支现钱，而是把钱折算成盐，官府预支六两盐给百姓，作为一尺绢的价格，可六两盐的市价仅相当于一尺绢市价的三分之一。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参与和买绢项目的百姓亏惨了，纷纷想要退出，不敢继续享受这项“福利”。
朝廷亟需绢布，百姓却不肯再参与和买绢。官府怎么办？自然是传承上千年的老手段，动用行政力量，按百姓的资产等级，实施强制摊派。被摊派到的百姓，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参与和买绢这项“福利”，必须接受官府给定的预购价，必须按期缴足官府规定的绢布数量。
北宋官员范镇 亲历了 和买绢政策如何从福利变成暴政。据他讲，北宋百姓早期参与和买绢项目，因官府收购价比较合理，还能挣到一些钱。但进入宋神宗时代之后，一切就都变了。不但官府的采购价远低于市场价，负责采购事务的转运使为完成政绩，还搞起了摊派。富人必须参与和买绢，动辄被摊派数百匹之多；穷人也必须参与和买绢，动辄被摊派二三十匹之多。摊派匹数越多，亏损就越大。富人和穷人都被搞得焦头烂额，都极其痛恨这项“福利”。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权力不受约束之地，任何充满善意初衷的福利政策，最后都会退化为汲取工具。和买绢政策也不例外。宋神宗时期，百姓多少还能从官府手中拿到一点点绢布预购款。 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官府已直接将和买绢视为了一种新税赋，不愿再向百姓支付象征性的预购款——没有预购款，和买绢对百姓来说就成了纯粹的负担 。
进入南宋后，这项新税赋干脆以“折帛钱”的名目，堂而皇之固定了下来，成了所有百姓都要承受的新税种。不管你家里有没有 种桑养蚕、种麻织布，只要是南宋百姓，便都逃不掉这笔税。至于这笔税的初衷本是“福利”，朝堂之上早就无人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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