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吃苦，既不是中国人的特征，也不是富裕的原因
Author: 漫天雪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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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在办企业上他至今算一个成功者，然而在舆论观念传播上，他是一剂毒药。他反复传播的，都是反市场的观念，或者错误归因的、煽动性的胡言乱语。
我们首先要指出：吃苦本身并不值得追求，它甚至都算不上一个值得称赞的美德。如果目的错了，吃苦就是害人；如果手段错了，吃苦就毫无意义；如果再把吃苦上升到哲学意义，那就更是贻害无穷。
一个公务员如果非常吃苦，
那就可能在危害社会。
像雍正皇帝一样把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政出一门，利出一孔，那就是把社会变成一座巨型监狱；一个税务局的公务员非常“吃苦”地收税，就是在毁灭资本，阻碍经济进步；本杰明·富兰克林办印刷厂，通过自己的关系承揽到了大陆会议颁发的印钞特权，然后“勤劳奋斗”地昼夜印钞票，把大陆币印得一文不值，把民众财富劫掠一空。
如果目的正确，却不知道采用什么正确的手段去实现，那么吃苦往好了说就是在做无用功，往坏了说就是人类的一桩愚行。“用勺子挖运河”，比用现代化设备去挖，要吃苦得多，可是那就是愚蠢至极。天天“吃苦耐劳”，生产一大堆消费者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然后说自己产能过剩了，那根本就是错误的生产，就是在毁灭财富。
把吃苦再上升到哲学高度，那就是清教徒专制主义，任何享乐都为教法所不容，都在道德上受到攻击。还是这位“坏老头”本杰明·富兰克林，指责殖民地的人睡眠的时间太多，并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对他来说，的确是如此。清教徒专制分子颁布“星期日蓝法”，要求星期日必须去教堂做礼拜，然后在劳作中度过，任何享乐与休闲都是对上帝的背叛。
埃米尔·考德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考证，西班牙经院学派和欧陆理性主义传统为什么阐释了主观价值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不排斥人们追求享乐的主观偏好。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什么认为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因为他们都是新教徒，且信奉英伦经验主义，于是自然地坚信“劳动价值论”。他们是老马的导师。这种理论贻害无穷，是“人类的智识丑闻”（霍普语），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
综上，勤劳，吃苦，不应当被赋予过多的道德意涵。人必然要吃苦，因为人面临着稀缺性的约束，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从目的手段框架分析，它更多是一种个人偏好。如果一个人把苦行修炼当成精神追求，这是他的个人价值，没什么好评价的。如果一个人要实现某种目标，付出了艰辛和努力，那是它实现目的的手段。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从目标实现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就像我喜欢经济学，每天读书到半夜，你认为我很勤奋很吃苦，但是我觉得我很快乐。
人从目的中获得满足，
吃苦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快乐，也没几个人喜欢去吃苦，因为劳动有负效用。假若还有人要求别人为了吃苦而吃苦，那更多的可能是一种PUA控制术和道德枷锁。
市场经济发明的各种机械设备和家用电器，恰恰就是为了把人从吃苦中解放出来，享受更多的休闲；为人父母，奋斗搞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变好，让孩子不用吃这些苦。
那勤劳吃苦，是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品质，或者是所谓的“民族性”呢？
古典经济学家发起了智识革命，催生了工业革命。那时候的英国人非常能吃苦，以至于一帮伪善的学者批判他们的“血汗工厂”和童工制。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人，更是勤劳吃苦和勇敢无畏的典范，他们不畏艰险，翻越内华达山脉和沙漠沼泽，来到西部讨生活，拓殖开垦淘金，“全年无休昼夜不息”。
改革开放前，人们个个磨洋工，在公社里得过且过，能少干就少干，能跟公社领导搞好关系就能多分一点粮，结果搞得人人吃不饱。计划时代，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尾巴，出个村子要开证明，想要到城市里讨生活都没门，想勤劳而不得。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个个劲头十足，玩命干活，可以进城打工了，于是深圳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老板和劳动者干得热火朝天，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难道几十年间，中国人发生了基因突变，民族性被改良了？
一个更加自由的、产权有保障的市场环境，人就自然在勤劳吃苦与休闲享受之间进行边际选择，他就会无需皮鞭抽打而自愿地去“吃苦”。因为人的欲望总是不满足，总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办法就是瞄准目标，勤劳奋斗，现在吃苦，是为了未来多享受。
如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村子都出不了，你就想勤劳而不得；如果产权没有保障，想与人交换不被允许，生产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那么为什么要勤劳？
欧洲人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懒惰？不是他们民族性有问题，也不是他们骨子里就是懒，而是社民主义福利国家摧毁了人的奋斗精神，进一步地固化了阶层等级。
当一个法国人辛勤打拼的财富，被拿走50%以上养别人的父母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勤奋努力呢？当你不需要勤奋努力，就能吃不饱饿不死的时候，工作的价值下降，休闲的价值上升，那何不躺平呢？当一个父亲辛勤打拼，想要给孩子留下更多财富，却要征收高额遗产税，那他不如死之前吃干喝净，免得给孩子增加税收负担。当你想干一件服务消费者的事情，做一点小生意当一个小老板，实现人生的逆袭时，
产品质量的、环境保护的、劳动保护的，管制和干预丛生，暴力机器处处设限，那就没有小企业成长的空间，也没有阶层跃升的可能，这就是一个大企业在壁垒下高枕无忧，进而阶层固化的社会。
甚至，当一个人想要下午五点后和周末开门营业，它不允许，那么勤劳奋斗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政府能发放多少福利，就能养多少懒汉；能发多少失业救济金，就能增加多少失业。正是种种侵犯产权的福利政策，让人们变得养尊处优懒惰如猪且吃嗟来之食而没有羞耻感。当管制干预让人们想勤劳而不被允许，那就是整个社会衰落和崩坏之时。
所以，勤劳与否，吃苦与否，都跟民族性没有关系，它就是人们观念变化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
至于把勤劳吃苦，当成是物质丰裕的原因，更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无知，是错误归因。
让人们变得富裕的，勤劳吃苦既算不上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
荒岛上的鲁滨逊，很勤劳，能吃苦，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比我们现代人还多，他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吗？
我们的祖辈，论勤劳奋斗和吃苦精神，绝对超过了我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无休，能实现物质丰裕吗？
非洲普通民众即便工作的时间很长，再吃苦耐劳，能和我们一样开上便宜的汽车、吃上便宜的外卖、用上廉价的电器设备吗？
鲁滨逊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多的鱼，满足日常所需没有性命之忧，腾出了足够的时间制造捕鱼设备后，才能走向富足之路；假如荒岛上又来了一个星期五，他擅长种粮食，两个人交换，他们俩人就都有了鱼和粮食，生活就会大大改善。
鲁滨逊产出大于消费而结余下来的鱼，就是他的储蓄。只有在这些储蓄的支撑下，他才能去制造捕鱼设备而不至于饿死。那些捕鱼设备，就是他的资本品。
我们的祖辈之所以如此勤劳也没法过上富足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因此劳动生产力低下，产出只够消费，就没有技术进步的可能。
工业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间，人类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被许多人吹嘘的所谓大唐盛世大宋雄风中，离京城几里远，人相食、易子而食现象不绝于史书，还是因为父母没有资本积累。
在古代，淘汰老弱病残，跟动物世界一模一样，人们不会有多少同情，因为他们不增加资本而消耗资本，会威胁其他人的生存。
决定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的，是人均资本存量。资本多了，才能启动较长过程的迂回生产，才能提升劳动生产力，进而一方面提高实际工资率，另一方面增加供给、降低物价。由此，实际购买力提高，生活水平节节攀升。
任何一个人的储蓄增加，都会转化为投资，都将带来生产力的进步，所有人都将从资本增加中受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开始资本积累之时。
因为即便自己的技能并没有进步，随着资本增加、先进的技术设备的使用，也能水涨船高地提升自己的工资率。
三和大神既
不勤劳、也不爱吃苦，为什么每周
只用工作一天就可以活下去？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让他的日工资提高，同时物价下降，他的购买力增强了，所以工作一天就可以满足一周生活所需。
要想资本不断积累，唯一的办法就是保障产权，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只有产权有保障，人们才会降低时间偏好，增加资本积累而不是吃干喝净，由此，才会启动一轮又一轮技术进步和迂回生产的进程，不断地面向长远的未来而生产，增加未来的供给。
只有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让每个人拥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实现阶层跃升，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消费者喜欢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只要你判断对了，消费者就给你慷慨的金钱投票让你盈利。这里没有世袭、没有种姓、没有贵族、没有等级，没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一切凭借服务消费者的能力取胜，每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需要谁分配，不需要谁安排，消费者需求就是最好的指挥棒，消费者投票就是最佳的奖赏。
也正是市场经济的职业自由，让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让分工合作、
交换共赢
成为可能，实现了最大化的产出，造福于社会的每个成员，
每个人都由此享受到了丰裕的物质供应。
如果你又懒又挫，那你就一定要支持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节节攀升，收入提高而物价降低，你才能活下去，在计划经济中，这种人要么被人在皮鞭抽打下“勤劳”，仰赖他人的恩赐而奴颜婢膝，要么就唯有死路一条。
如果你关心弱势群体，那也要支持市场经济。老弱病残为什么现在也能活下来？不是因为法定救济——它也来自对市场资本的征收——而是因为资本积累足够雄厚，可以支撑他们的消耗而不至于威胁人们的生存。老弱病残却依然能活下来，是文明社会的现象，是一个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特有的现象。
如果你关心共同富裕，那更要支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就是造福于贫困阶层、而不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制度。自由市场倾向于为它的参与者带来富裕，市场上的暴力干预和霸权性社会倾向于导致普遍的贫困。自由社会、自由市场，提供了减少或者消除贫困的唯一手段，并带来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