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古原 | Origin link: wechat link
越南，一个曾经被战争炸成废墟的穷国，一个名义上还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为什么它的市场气息比中国更冲、更生猛、更不加掩饰？
它在80年代的那场“革新开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统一之后，河内立刻启动了启动了对南越的社会主义改造。
原越南公安部长梅志寿在他那本《我见证的历史》里，记录了很多今天听起来荒诞无比的细节。
越南公安部门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追查那些南越的隐藏的资产阶级。
判定标准非常魔幻，只要你家里曾经雇过佣人、开过小作坊、或者在西贡陷落前持有过某种货币，你就可能被列入名单。
当时，南越的所有金铺被没收，米行被关停，所有私营商业活动在理论上都变成了投机倒把罪。
这一幕，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很熟悉吧。
但人总是要吃饭的。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白天的西贡死气沉沉，所有商店都关着门，整座城市毫无生气，但是一到了晚上，那些巷子深处的木板门就悄悄开了一条缝，里面点着蜡烛，邻居们用大米换煤油，用煤油换布料，用布料换药品。
与很多搞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同，在越南这个地方，这几乎是全民经济。
所以，其实北越对南越的计划经济改造，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普通人要活下去，交易对他们必不可少。
但这失败不是静悄悄的。它饿死了人。
众所周知，越南是世界上知名的米仓，热带地区，一年三熟。
越南北方的太平省，地势平坦，水稻种植条件极好，理论上是个粮仓。
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里却年年闹粮荒。为什么？因为农民根本不把力气花在集体田里。
一个老农的口述是这么说的：“天不亮队长就吹哨子喊人上工，大家扛着锄头走到田边，把锄头往地上一插，坐下来抽烟、聊天、捉虱子。队长看到了也不管，因为队长自己也不想干。”
等到日头偏西，大家站起来拍拍屁股，象征性地锄两下草，就算完成了一天的劳动。
但一到晚上，那就是另一个世界了。
但越南还是给农民们保留了一点自留地，这又形成了夜间地下经济。
你想不到吧，越南农民们在晚上挑灯干活。
农民们点上油灯，在分配给自家的那一点点自留地里拼命干活。
有人甚至把厕所的粪便偷偷积攒起来，不交给集体，而是连夜挑到自留地里施肥。
结果是什么呢？集体田的亩产往往只有几十公斤，而自留地的亩产可以冲到三四百公斤。
原因很简单，在没有私有产权的地方，就没有经济计算的可能。
合作社给了农民一个政治上的指令，你种出来的东西不归你，你付出的劳动和你的所得之间没有数学关系。
于是，劳动的质量无法被衡量，激励结构被彻底扭曲。“假合作”不是越南农民道德水平低下，而是他们对这套荒谬制度的唯一理性回应。
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黑色笑话，如果一个越南农民在集体田里干活的卖力程度，跟他自留地里一样，那越南的稻谷产量能喂饱整个东南亚。
的确相差不大，这不是笑话。
越南当下的水稻（稻谷）年产量 ：约 4386万吨，换算为大米可产出约2982万吨大米。 计算口粮的话，可以养活3.31亿人。
而当时的越南，吃不饱饭是常态。
二、改变
到了80年代中期，决策层其实已经意识到不行了。
但他们的思路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1985年，以武文杰为代表的技术官僚推动了一场大胆的货币和价格改革。废除旧币，发行新币，提高工资，同时对部分商品放开价格。
这听起来很像一场休克疗法。
但结果是一场灾难。通货膨胀瞬间失控，1985年到1986年，越南的通胀率冲到了三位数，最高的时候年通胀率超过700%。
武文杰后来在他那本《越南经济革新：从思维到行动》中，回忆了那个时期的部长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分管不同部委的官员互相指责。管工业的人说都是农业没搞好，原材料不够；管农业的人说都是工业品太贵，化肥买不起；管财政的人说通胀是因为银行乱发货币；管银行的人说那是因为财政有窟窿。
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想解决的是所谓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但它没有解决谁有权定价的问题。
在没有生产要素私有制的条件下，你不可能形成一套合理的价格体系。
因为你的土地、劳动、资本都没有市场价格，你怎么计算成本？
当你决定把一块地用来种水稻还是种甘蔗的时候，你拿什么做依据？
1985年的越南改革，本质上是用一套人工设计的所谓合理价格，去替代市场产生的真实价格。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在1984年之后启动的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物资按计划价走，计划外的按市场价走。
当然，双轨制一样扭曲，一样产生套利和腐败。但它是一个渐进的改革，它没有试图一夜之间设计出一套完美的价格表，而是承认了市场信号的存在，然后逐步开始，计划是旧的，市场是新的，两者并行，慢慢把旧的问题解决。
1986年，越南的政治精英们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所有在计划经济框架内的技术性修补全部失灵了。他们必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不是这套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三）突破
阮文灵是一个越南改开史上不得不提的人。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阮文灵担任胡志明市委书记。
这位后来被称为“越南的戈尔巴乔夫”的人物，身上有一个奇怪的身份组合，他是南方游击战出身的老革命，在南越的地道和丛林和南越军队和美国军队里打了一辈子仗，但他在治理南方经济的时候，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务实。
胡志明市当时还叫西贡，是旧南越的商业心脏。
那里的市民不习惯种田，他们习惯做生意。统一之后，几乎所有店铺都被关闭，数十万城市居民被强行迁移到所谓的新经济区去开荒种地。
结果新经济区没搞成，城市里的服务业却崩溃了。
阮文灵做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公开对抗中央的政策，但他默许了一种叫做“打破围栏”（Phá rào）的行为。
“围栏”是当时计划经济的比喻，指那些指令性计划、统购统销指标和价格管制构成的壁垒。
所谓“打破围栏”，就是企业、合作社、甚至地方政府绕过这些壁垒，在灰色地带进行生产和交换。
比如海防市的几家国营工厂，它们本来有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交给国家统一分配。但分配的价格低得离谱，工厂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于是厂领导和地方官员商量：我们私下多生产一批，拿到黑市上去卖，卖回来的钱，一部分给工人发奖金，一部分买原材料继续生产。
中央不知道，知道也装作不知道。阮文灵呢？他不但不查，有时候还暗地里鼓励。
《阮文灵：革新与希望》这本书里，录有一段他当年在内部会议上的话，大意是，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死守那些已经证明行不通的条条框框。
如果一个政策让人民饿肚子，那这个政策就该打破。
你看越南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有类似的地方，也就是地方上的自主突破是先行启动的。
阮文灵能这么干，中央不可能不知道，但是给了地方政府分权的能力，就形成了改革的巨大突破。
阮文灵没有设计过什么制度，他只是减少了对市场的压制。
当压制市场力量减弱时，它自己就会像野草一样从地缝里冒出来。当地的企业为了活下去，看到黑市里明明可以盈利，他们必然会有这种想法，只要没有人压制，那么哪怕是国企领导，也能形成突破。
阮文灵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在政治上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给了企业家精神一个呼吸的空间。那些在夜色中偷偷生产的厂长们，那些用自行车驮着大米跨越省界的农民们，他们不需要谁来教他们怎么做生意。他们需要的只是不被抓。
于是农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跳过农业站，直接去找省里的水稻研究所，用私人关系弄到了种子，然后偷偷种下。
这件事很快被县里的干部发现了，县里报到了省里。按照当时的纪律，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带头的人是要坐牢的。
但意外发生了。
隆安省委书记看过报告之后，没有派人去抓人，而是把那份报告锁进了抽屉。他让秘书给那几个县打了个电话，话讲得很含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志们可以采取一些适合本地实际的做法。”
你看，这与中国的小岗村的突破是不是非常相似，当年万里不也是这么做的吗？
这句话传下去之后，立刻被解读为“默许”。
很快，不止是稻种，连化肥、农药也开始通过非官方渠道在市场上流通。隆安省的粮食产量在随后的两年里增长了一倍多。
当然，中国的小岗村手印，在叙事上被塑造成了英雄式的铤而走险。越南的故事里却很少出现这种叙事。
因为当时越南的打破围栏是普遍的、半公开的、甚至是得到了基层官僚体系默认的集体行动。
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因为越南南方在统一前本来就有深厚的市场经济习惯，规则意识远弱于人情网络。
人们不是决心去改革，他们只是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只是那种生活突然在1975年之后被宣布为非法了。
大会开幕后，时任总书记长征做了一次发言，这句发言震动全场。他用一种近乎忏悔的口吻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党和国家在领导经济和社会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导致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
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史上，领导人用这样直白的语言公开认错，极为罕见。这不是思想的胜利，这是现实的胜利。
当粮仓空了，当配给制连河内的公务员都养不活了，当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开始用脚投票逃往胡志明市，所有的意识形态辞令就都失去了催眠效果。
长征的认错，不是他个人突然变聪明了，而是这个系统的谎言成本已经高到维持不下去了。
大会上，长征宣布辞职，阮文灵接任总书记。
这被后来很多人说成是改革派战胜了保守派。但说实话，在当时，阮文灵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改革到底是什么。
他只是比其他人更早地、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按照老路走下去，大家都会完蛋。
六大正式提出了“革新开放”，最初的几条政策，其实是追认民间的突破。
比如允许农民家庭拥有土地使用权、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改革价格体制等，大部分其实都是对已经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打破围栏”行为的追认。
改革的第一枪早就在南越大部分地区打响了，这些改革不是在会场上打响的，而是在无数个村庄、无数个黑市的交易里已经响了五年了。
六大只是给了这些枪声一个合法追认。
有一次他在国务院会议上问大家：一杯咖啡，在河内国家招待所卖多少钱？大概折合成当时的黑市汇率是几美分。
然后他话锋一转：越南是咖啡生产大国，我们的咖啡豆出口到巴黎，巴黎人喝一杯咖啡的价格是多少？
他报了一个数字，然后说：你们看，我们这里一杯咖啡的价格居然比巴黎还贵，因为我们要补贴从种植、收购、加工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而这些环节的效率全部极低。
武文杰的算术题问题，其实是逼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补贴，还让产品生产效率极低，价格极高，因为价格不是一个数字，它是千千万万个人关于稀缺性的信息浓缩。当你用行政命令扭曲价格，你相当于掐断了市场经济的神经系统。
武文杰推动的“价格-工资-货币”二次改革，核心就是把定价权还给市场。
国家不再给所有商品定官价，而只对少数战略物资保持控制。
如果说1986年的六大有再多的意义，它也只是解决了“允许搞”的问题。真正释放出爆炸性生产力的，是1988年4月5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的“10号决议”。
这个决议的全称很长，但它的核心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一句：把土地分给农民，交够国家的公粮，剩下的全归自己。
《历史和记忆中的越南农业合作社》里，有一段永隆省某村的分田记录，读起来像一篇微型小说。
那是1988年4月7日，也就是决议传达到省的第三天。傍晚，全村人都被召集到村口的榕树下。村干部拿出了一张手绘的田地地图，按人头、按土地肥力分级，开始抓阄。
分到地的人家，当晚就打着手电筒去了田里。老人们跪在田埂上嚎啕大哭。他们是南越时期自耕农出身，1958年土地入社的时候他们哭过一次，那一次是失去；这一次他们也哭，但说不出是悲还是喜。
有一个老太太说：“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在自己的地里种自己的稻。”
后来的事情，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上会出现的那种“奇迹”。
1988年当年，越南稻谷产量就增长了近300万吨。
1989年，越南从持续多年的粮食进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到1990年，越南的大米已经销往几十个国家。
这是一个产权激励释放生产力的标准案例。
但注意，越南的土地改革在法律上和中国有类似的地方，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全民所有，农民拿到的是长期土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可以转让，可以抵押，可以出租。
但这个改革，已经比中国要进步一大截，因为可以转让抵押和出租，这对财产的属性有更完整的解放。
只是和中国一样，有一个巨大的BUG，那就是，土地的用途依然被管制，也就是说，这个耕地是可以卖，但买家依然只能用来种地。
这套设计，比中国更接近于私有产权，但也有中国一样的管制，这对土地资源的配置还是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产权不是一张纸，它是一种主观的、面向未来的预期。只要农民确信“种出来的真的归我”，只要他相信他的土地权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不会被没收，他就会自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会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肥料，他会修水渠，他会种生长期更长的作物。
所有这些行为不需要谁来动员，不需要政治学习，只因为产权稳定，信号就准确。
四）通胀危机
因为，越南的价格一放开，越南立刻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1986年通胀率超过700%，1987年、1988年仍然在三位数以上运行。
那段日子在西贡，人们早上去领工资，拿到手的越南盾必须在几个小时内花出去，否则到了晚上就贬值一大截。
商店里的价格一天能改好几次。米铺的老板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粉笔，隔一个小时擦掉黑板上的价格，写上新的。
同一阶段，中国也有类似事件，严重程度低于越南。
但是，越南有特殊之处。
越南百姓自发地做了几件事，他们开始用黄金定价。你买一辆摩托车，不是说是多少盾，而是说多少“钱”黄金（“钱”是越南的黄金计量单位）。
他们开始用美元交易。西贡街头巷尾，美元和黄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硬通货，而越南盾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当政府发行的法币失信于民，市场会自发地寻找更好的交易媒介。
因此，这种通胀对越南的伤害没有那么的大，风波还是度过去了。
武文杰的政府在那几年里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堵窟窿。提高利率、收紧信贷、同时又转头恢复对少数关键商品的价格管控。
折腾了整整三年，到1990年左右，通胀才慢慢平衡下来。
1988年，中国也试图搞一次价格闯关，让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消息一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瞬间爆发，老百姓把商店里能买的东西全买空了，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最后中央不得不紧急刹车，重新加强管制。
中国当时没闯过去。但越南，这个经济体量比中国小得多、危机比中国深得多的国家，却硬生生地从三位数通胀里爬了出来。为什么？
因为，越南南方存在一个长期的、深厚的地下美元市场。
西贡的市民对通胀并不陌生，南越时期他们就经历过剧烈的货币贬值，他们已经有了用黄金和美元保值的肌肉记忆。
所以当通胀再度来袭时，民间自发形成了一套缓冲机制，把黄金和美元充当了价值储藏手段，使得生产活动没有因为货币崩溃而完全停摆。
中国当时没有这么普遍的民间替代货币传统，老百姓除了抢购商品，几乎没有任何对冲手段。
第二，越南有侨汇。大量的海外越侨往国内寄钱，这些汇款直接以美元或黄金的形式进入家庭，绕过银行体系，直接支持了民间的消费和投资。
可以说，在越南盾最不堪的那几年，越南经济是被黄金、美元和侨汇这三根柱子硬撑住的。
五）中越殊途
如果你想给市场定一个方向，你实际上是在说：我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市场只是我用来达到那个未来状态的工具。但如果你真的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样，你根本不需要市场。
如果你不知道，那么定向就是一句空话，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为政府随时介入市场保留的一个后门。
这个后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越南的产权始终处于一种半永久性模糊状态。土地是国家的，国企是国家的，就连很多私营企业在法律上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
这种模糊对谁有利？对那些掌握审批权和特权的部门有利，对普通的创业者不利。
对比中国，邓小平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哲学上是彻底的实用主义。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包袱，怎么有效怎么来。
越南呢？它既想用市场带来的效率，又怕市场带来的后果风险，于是给自己加了一个“定向”的紧箍咒。
结果就是，越南的改革并没有如中国一样，不断地往前推，其经济政策始终在放开与收紧之间摇摆，大型私有化迟迟难以推进。
中国在1998年前后，可以顶住巨大压力关停并转上万家中小国企，几千万工人下岗。
这在越南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内部有尖锐的派系矛盾——南方出身的改革派和北方出身的意识形态派，互相牵制。
任何一个激进的国企改革方案，都会被另一方解读为政治清洗的先兆。所以越共宁愿让那些亏损的国企像僵尸一样耗着，也不愿意冒政治分裂的风险去动大手术。
这带来的一个长期代价是，大量的国企控制了本国的经济资源，越南没有培养出一批像中国那样的大型民营制造企业。
它更多是依靠外资和微型家庭经济。
六） 开放与腐败
1987年，越南颁布了《外国投资法》，成为东南亚对外资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台商、韩商、日商蜂拥而至。
但很快，他们发现要在这里做生意，需要学会一种特殊的舞蹈。
梅志寿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他所在的公安系统当时面临一个窘境，当计划体制的部分审批权开始松动，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红章可以“变现”了。
外资企业为了拿到土地批文、进出口许可证、税务优惠，需要向各级官员支付额外的“咖啡钱”。这变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寻租。
是什么制度让腐败成为理性的选择？答案往往是：政府手里掌握着太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当一个外商能不能拿到土地，不取决于他出价高低，而取决于某个处长的签字，那么“竞争”就会从市场转移到官僚的办公室。
企业家最聪明的做法，就不再是改进产品、降低成本，而是去搞好和政府的关系。
应该说中越两国都放松管制的过程中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官僚对经济的审批权，控制权，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腐败。
不断放松审批管制，则成为两国改革后期不断延伸的方向。
但是，管制与审批一旦形成官僚的钱袋子，要改起来的难度就不容易，存在得越久，越不容易，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会形成庞大的寻租利益链。
时间越久，利益越庞大，越难以改动。
直至今天，越南的房价面临着大规模的不正常涨幅，就是因为土地审批权被官僚管制。
越南的腐败也一直很严重，当然这些管制与审批的改革，依然在向前推动，越南还是处于一个不断向市场化进发的历程中。
九）
在六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市场化先锋在东亚，韩国、中国台湾、马亚西亚，日本、香港，其中，香港是典范中的典范，是被世界各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认定为了当代翘楚。
香港的经济繁荣，形成了现实中的标杆和榜样，引得世界知识分子向东看，因为当时的欧美都陷入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泥潭，英国在大搞国有化，美国在搞伟大社会扶贫、战争繁荣以及价格管制。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入大规模市场化改革，紧接着是越南。
全世界自二战后，唯一排着队搞市场化的地区，就只有三大区域，东亚、西亚（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东欧，其他的区域市场化改革都是偶发的，是不多见的，比如现在非洲的卢旺达。
那么阻止市场化的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错误的观念形成的舆论，以及舆论形成的民主机制，是的，你没听错，改革有两个因素，第一是舆论和观念，如果当地民众普遍更接受市场化，那么，这就形成观念基础，比如南越就比北越更快进入市场化，第二，就是制度的力量。
民主制度，让更多的人有一个机制来阻止市场化，本质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广义上的民主国家，都由主流观念决定，但具体的民主政治制度，则给了反对市场经济的人直接阻止改革的更直接的手段。
有人说，东欧国家普遍是民主制，不也在迅速搞了市场经济改革吗？对，但这更多是观念的力量，是东欧国家比东亚国家民众有着更深的市场经济记忆和习惯，整个欧洲本来就有着数百年的市场经济大发展基础。
那些观念落后的地区，比如乌克兰，一样有民主化，但土地公有制、大国企在民主化后依然搞了几十年。
对比越南与印度、菲律宾 、印尼，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远不如越南，因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本质是多君制。
越南有没有对市场经济改革不满的人，肯定有啊，有很多啊，比如越南的国企改革时间迟于中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被下岗呢？当有了机制让他们阻止市场化改革时，他们当然会行动，但在越南，他们还只有舆论，没有这个机制。
但在印度就有。
印度也有大量的国企，也是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支持农产品统购统销，支持国企存在的国企员工，他们就用选票阻止印度的市场化改革，印度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用选票阻止印度政府引进大型外资企业，并要求增加关税阻止竞争。
你看，民主制度下，改革其实并不容易，甚至是更难的，这就是一个逻辑的必然。
他不是什么玄学，而是可以简单地推理出来的。
假定A是计划经济的特权阶层，他有权投票参与决策 ，那么，他基于个人利益，阻止市场化的改革，这不是逻辑的必然吗？
不少人说越南更民主，所以市场化改革更多，这完全错误，如果越南真的越民主，这几年的国企改革都搞不下去，哪个国企工人会接受被下岗呢？
阿根廷当年政府公务员比例曾经雄冠全球，要搞减少公务员的改革，就面临着公务员及其家属的反对，没有政客敢动，因为他能让你选 不上，占比太大了。
所以，民主政治正确者，其实对民主制度对于改革的阻挡一无所知，民主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越南的改开史，其实与中国高度类似，希望越南市场化改革的路能坚持下去，形成全球各国的榜样，吸引全球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带动全球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
任何国家市场化改革，都有利于全球每一个人。
我比印度人更希望印度搞市场化改革，因为印度如果象越南这么改革，我的生活、我儿孙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
虽然我不怎么乐观，因为有一个更大的约束，就是我前面说的观念约束，全球主流观念是社民主义观念，是福利主义观念，越南也在开始搞免费医疗，这些观念，是所有国家市场化变革的天花板。
因为制度因素只是其一，观念因素是更加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