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获胜的一个原因是 阿根廷人的愤怒。
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愤怒，而是有根有据的愤怒。愤怒他们的国家已经越来越深陷于贫困和不幸。在米莱选举前，这个国家濒临崩溃。
根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9月，40.1%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中，另有9.1%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2023年阿根廷通胀加速，10月份，通胀率为143%。
为了确保连任和购买选票，阿根廷政府将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3%。
一年之内，基础货币增加了6倍。
这个国家突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2023年12月，米莱就职，而物价相较于上月，增加了25.5%。按年度计算，就是1400%。
阿根廷人什么都试过了。
他们选举过庇隆主义者做总统，选举过来自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ivica Radical）的政客。
他们甚至给过一个新党派——毛里西奥·马克里的变革联盟——一次机会。
但是结果总是相似 ：腐败、裙带、通胀和贫困。
阿根廷不想延续这些熟悉的配方了，而是想试试某种全新的东西。
而这种全新的东西，就体现在哈维尔·米莱身上。
阿根廷人的痛苦史很漫长，延续了数十年之久。
十九世纪末，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在1853年古典自由主义宪政之后，是自1860年开始的迅速发展期：阿根廷美好时代（Argentine Belle Époque）。
在那个时代， 阿根廷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一道，以大约五倍于西班牙的面积，位于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列。
十九世纪末，按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比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更富裕。
那时候，阿根廷是全世界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它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候，全世界还流行一句谚语：“有钱得像个阿根廷人一样（Il est riche comme un Argentin）”。
事实上，在2018年的《麦迪逊历史统计（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中， 1896年阿根廷排名世界第一，领先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英国。
1910年，阿根廷的GDP占整个拉丁美洲的一半。即使在 一战爆发前，按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领先于德国和法国。
阿根廷的工资水平高于欧洲。在一战初，阿根廷还是外贸巨人。
首先是农产品的出口和工业品的进口。进出口总额超过GDP的100%。而在最近数十年，这个数额只有20-30%。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根廷仍然排在最富有的国家前列。
1962年，按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仍然领先于诸如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
然而，今天，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仅及12个核心欧洲国家的40%；不知不觉就相对下降了60%。
统计资料必须存疑，尤其是当它来自很久以前的数据时。
尽管如此，趋势还是很明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大萧条，阿根廷的衰落开始了。一开始很慢。
作为一个贸易型国家， 阿根廷严重地受到世界贸易崩溃和保护主义崛起的影响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根廷 开始引进福利国家政策。
1930年，阿根廷 发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政变。 阿根廷开始为自给自足而努力。政客们尝试通过牺牲农业补贴他们自己的工业来替代进口。政府支出迅速上扬。
1935年，为了抵消资本从欧洲流入阿根廷造成的比索升值和为了促进出口，阿根廷成立了央行，并 逐渐取消了金本位 。
1943年，又发生了另一次政变。
政变者当中有年轻的军人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他后来成为劳工部长。
身为劳工部长，庇隆推动了集体主义议程。在1946年的下一次选举中，阿根廷人以绝大多数票选举庇隆担任总统。
1939年，庇隆曾被送往意大利求学。他从意大利写信回国，谈到了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经历。 他赞扬他在墨索里尼的制度中发现的秩序、纪律、爱国主义和工作伦理。
对墨索里尼来说，法西斯主义意味着： “万物皆在国家囊中，无一物自外于国家，无一物与国家相悖。”
还有：
“自由主义为了个人利益否定国家；法西斯主义再次肯定国家是个体的真正本质……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万物皆在国家囊中，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人类或精神，或者没有任何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极权性的（totalitarian），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身为一切价值观的综合体和统一体，解释、阐述和主导人民的全部生命。”
对庇隆来说，墨索里尼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榜样。庇隆也欣赏希特勒的集体主义。他钦佩国家社会主义 [译注：即纳粹] 的道德价值观。
庇隆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是： 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 或者换句话说： 民族主义、闭关锁国和财富再分配。
国家是社会的平衡器（social equalizer），它受到工会和社会运动的支持，将一切集体行动标准化。
庇隆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它贯穿于当今所有阿根廷传统政党。
庇隆想要取缔资本主义。
胡安·保蒂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1810-1884）和何塞·本哈明·格罗斯蒂亚加（José Benjamín Gorostiaga）（1823-1891）年的1853年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就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曾经让阿根廷的迅速崛起。
庇隆要用财富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
作为劳工部长，庇隆已经依赖了典型的社会主义配方。他实行了 有薪休假、国家养老制度和最低工资 。
工会运动是他的政治盟友。工会得到了慷慨的补贴。
对穷人的国家援助扩张了；国立学校和国立医院拔地而起。私人主动性被一再推后，以利于国家。
受到人民爱戴的艾娃·庇隆基金——庇隆的第二人妻子艾娃的基金会——成为再分配性的福利国家的补充。这个基金会是由税金和与这个政权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自愿”供奉资助的。
保护主义庇护与国家有关联的公司，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庇隆将公司国家化，并加深了与工会的联盟。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得板结。
而管制日益损害自由财产。
裙带、腐败和偏袒正在扩散。
国家医保被补充进福利国家。
首先，正是“社会正义”这一概念，导致阿根廷偏离其成功之道，陷入深渊。
米莱如此坚持不懈地批评这一概念，不是没有原因的。
胡安·庇隆决定了阿根廷三十年的命运。
他在职的第一个任期就发生了社会动荡。1955年，军队策划了一场政变。庇隆主义党被禁止了。
1966年，另一场政变紧随其后，军队一直独裁到1973年，那一年，庇隆结束流亡回国，仍然担任总统，直至1974年去世。
随后，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ón）继任总统。
随后，1976-1983年，是另一段军队独裁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呈现出一种类似内战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群体用袭击、绑架和爆炸笼罩整个国家。
军方政府则不断地让反对者消失。
保罗·阿方辛总统上位，阿根廷回归民主制度，他于1983-1989年在位。阿方辛是一位左派人士，他的世界观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或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相似。
早在1985年，阿根廷就有50%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力中断一再发生。
电话是奢侈品。
阿方辛的统治于1989年在灾难中结束， 648%的恶性通货膨胀率刺激米莱从足球运动中挂靴，全心学习经济学。
1989-1999年 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担任总统期间，阿根廷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
梅内姆属于庇隆主义党，但来自该党的中右翼。他的改革使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并实现了现代化。
这是这个国家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的第一次深度自由市场改革。它改革了劳动力市场，去除了对经济的一些管制，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了。
国家电视台的私有化提升了言论自由。
同时，国有公司被送给了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家。裙带之风仍在持续。
1992年，通货膨胀被制止了，引进了一个通货委员会。
从1946年到1991年，阿根廷的平均通胀率是约225%。阿根廷人承受了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现在，阿根廷有了固定汇率。阿根廷人可以用1比索兑换1美元。央行仅被允许为了兑换美元而发行新的比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阿根廷的好时光，它的年增长率是7.5%。
贫困率急剧下降。可兑换性的引入，阻止了来自通胀资助的政府支出。
但是，主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梅内姆没有减少可怕的政府支出。依赖国家的那批人继续得到国家的服务。游戏还在继续。政府支出从1995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800亿美元。
最初，来自私有化的收益取代了来自印钞机的收入。增值税也增加了。
最终，赤字是用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填补的。
这让与政府有关联的政客和家族赚得盆满钵满。
每一笔IMF贷款都涉及一家咨询公司，贷款签署缓解的佣金就达数百万美元。咨询、补贴、津贴、裙带和徇私一如其旧。阿根廷的债务急剧增加。
尽管大受欢迎，梅内姆还是在1999年不得不下台。根据法律规定，总统任期仅限于两届。
1999年，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ua）在与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的竞争中赢得了总统选举。
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左，而杜阿尔德则是中间偏右。
在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之前，杜阿尔德是梅内姆的副总统。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杜阿尔德建立了“曼萨内拉制度（Manzaneras system）”。曼萨内拉们 [译注：阿根廷女性社区工作者] 获得食物补贴，她们在各自社区中自主分发这些补贴，从而使受补贴的民众产生了对政治的依赖。后来，曼萨内拉们成为杜阿尔德的有用资源。
2001年，IMF对阿根廷收紧了银根，关闭了信贷水龙头。阿根廷的狂欢结束了。赤字危机正在成为债务危机。央行出售了它的储备金。资本开始外逃。
12月，银行冻结存款政策启动。提取美元余额受到限制。可兑换政策失败。2001年12月19日和20日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超市被洗劫，骚乱中出现了曼萨内拉们的身影。动荡中39人死亡，500人受伤。
德拉鲁阿被一家直升机从其卡萨·罗萨达（Casa Rosada）官邸 [译注：阿根廷总统府名称] 救走。这一幕深深地烙在阿根廷人的集体记忆中。
可用比索兑换美元的政策被取消之后20天，德拉鲁阿辞职。
随后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阿根廷经历好几任过渡总统。阿道夫·罗德里格斯·萨阿（Adolfo Rodriguez Saá）仅在位一周，并宣布对国际贷款违约。
在通过违约解决债务问题之后，杜阿尔德于2002年1月同意接手总统职位。比索对美元贬值75%。
梅内姆已经跟杜阿尔德闹翻了，但他被允许在下一次选举中参选。这是一次允许两名庇隆主义党候选人参选的例外。
杜阿尔德自己与此前默默无名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结盟，后者最初来自该党的中右翼。
在选举中，杜阿尔德派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为候选人。杜阿尔德希望能够控制基什内尔。
在第一轮，梅内姆获得的选票以25%超过基什内尔的22%，但他绝对退出决胜轮竞选，因为他认为剩余选民在决胜轮中会主要会给基什内尔投票。
基什内尔就是这样在2003年掌权的。为了清除杜阿尔德的影响， 他开始向左转 。基什内尔抛弃了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
他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物价受到管制。它朝着拉美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其样板是委内瑞拉、巴西和古巴。朝着圣保罗论坛前进。
偏袒、腐败和再分配继续滋长。由于债务违约和商品价格，尤其是大豆出口价格暴涨，政府的回旋余地更大了。
2003年，大豆价格为每吨200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600美元，2012年是650美元。在毛里西奥·马克里（2015-2019）当政时期回落到300美元。
基什内尔消耗了梅内姆时代的资本。尽管如此，还要寻求额外的新贷款和通货膨胀。基什内尔知道必定会发生经济危机。他宁愿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不要当政。他决定不再竞选。
但是他的妻子克里斯蒂纳·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不怕即将到来的危机，她出面竞选总统。于是， 从2007年开始，克里斯蒂纳·基什内尔的时代来临。 她在位的任期是民粹化的庇隆主义的延续，现在又受到激进左翼的影响。
2008年，政府宣布对大多和小麦出口征收50%的税收，这导致了骚乱。2012年，政府将YPF石油公司国有化，从2003年到2015年，基什内尔时代公务员数量增加到150万人。
意识形态方面则日益“觉醒”。引进了同性婚姻，性别意识形态受到补贴。同时，出版自由被削弱了。 对许多阿根廷人来说，腐败和基什内尔成为了同义词。
在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两个任期及其大规模贫困化之后，变革的时机成熟了。
基什内尔派遣丹尼尔·西奥利（Daniel Scioli）参与竞选，后者在2015年败于毛里西奥·马克里之手。新总统马克里给人们带来了大变革的期望，但事实证明，他就是一个懦夫。他的总统任期搞砸了。
马克里陷入了一种错误的信念：他能够在不减支的情况下搞定预算赤字。
他没有减少政府支出，反而将阿根廷对IMF的外债增加到500亿美元。私有化也没有实现。在他的管理下，觉醒主义势头也分毫不减。他的渐进性改革没有效果。因此抗议声此起彼伏。
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尽管可以在2019年参选，但她只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选。她派出了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她希望在幕后控制费尔南迪斯。
因为有些选民绝不会给基什内尔投票。这些选民对基什内尔的憎恨甚至超过了马克里，但是会给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投票。这个计划成功了，2019年费尔南德斯上台了。
费尔南德斯指望通过一项新的堕胎法令扩张“妇女权利”，和扶持穷人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2019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50%。然后疫情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史上最漫长和最残酷的封城、大规模破产和不成比例的高新冠死亡人数（15万人死亡）。
费尔南迪斯不想受基什内尔控制。这一届政府不稳定。唯一在媒体上口碑不错的是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在党内，他更像是一位集权主义者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的对手。
在2023年总统选举之前，人民对基什内尔主义怒不可遏。这个国家完蛋了。基什内尔和费尔南德斯在选举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在最后时刻，基什内尔决定支持她的党内对手塞尔吉奥·马萨。
因此，三位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夏·布里奇、塞尔吉奥·马萨和哈维尔·米莱成为基什内尔主义终结的象征。
在许多阿根廷人眼中，基什内尔主义要对过去20年的低迷负责。 2023年，按调整购买力之后的人均收入计算，阿根廷名列第65名，排在俄国和保加利亚之后。只有葡萄牙的一半水平，仅领先于保加利亚。因此，仅仅是1974年的水平。
虽然100年前，阿根廷是一个移民国家，但今天形势彻底倒转。仅西班牙就有超过50万阿根廷人。
另一方面，阿根廷仍然很富裕，但现在却出现全国性破产，几乎没有任何国家遭遇过比这更严峻的痛苦。
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阿根廷经历了两次恶性通货膨胀。比索累积贬值达1万亿倍。
尽管颇具生产力的阿根廷农业生产了可供养4亿人口的粮食，在60%的税负下，国家征收的资源等价于供养2.4亿人口的粮食，但却有500万阿根廷人在挨饿，因为政治特权阶层汲取了这些资源。
50%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中，10%极端贫困，60%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其他数据也是灾难性的。 吸毒在南美排在第二位。腐败指数，阿根廷排名第98，与埃塞尔比亚、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并列。在经济自由指数方面（由美国传统基金会[U.S. Heritage Foundation]编制），2022年，阿根廷在177个国家中排名144，介于科摩罗和海地之间。
为了在选举中继续取胜，由马萨担任经济部长的前政府在2023年大把撒钱。
2023年底，年通胀率达到211%。为了阻止所发行的比索进一步推动通胀，央行通过发行有息债券回收了部分比索。2023年12月，央行为此支付了100%的年息。为了支付这笔利息，央行印了新钱。每月支付的利息就达到了基础货币的30%。
因此，等待央行新行长的一颗定时炸弹。恶性通胀似乎不可避免。
简言之，阿根廷人对基什内尔时代之后的绝望处境感到绝望和愤怒。
贫困、浪费、政治阴谋、裙带之风——所有这一切都滋长了人们的变革意愿，要从根本加以改变。
这时候，米莱出现了，他承诺在35年之内让阿根廷成为经济超级强国，他一脚踢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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