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为什么错了（3）
Author: 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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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对民主政治抱有美好幻想的朋友们认定党争，是一种竞争，并把他当作市场经济当中的竞争来理解。
你看，哪个党表现好，那我就选哪个，于是不同的党就会为了上台，尽可能表现好，于是拥有选票的老百姓就在竞争中获利了。
首先，市场选择是个体进行选择，而民主政治是群体进行选择。
市场上有N多家装修公司，你作为个体，你选择任何一家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能独立完成选择，并达成交易，所有的装修公司都面临所有的客户的个体选择。
比如，2020年美国大选，第三大党叫自由党，也有2%左右的得票率，你选择这个党，和你在市场上选择一个装修公司有区别吗？
你选择自由党，只是选择一种理念上的表达，你非常清楚，他上不了台，也就是哪怕自由党的政策再好，你并不能得到这个政策。
但装修公司你选择就不一样了，你选择哪怕再小众，再另类的装修公司，你花钱了，你就能得到对方的服务。
民主政治中，选择有没有结果 ，你得看你选择的政党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支持。
民主政治下，什么主张都可以有，为什么不能出来一个大部分政策都符合你心意的政党呢？
每一个民主国家长期能生存的政党，都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党务势力和资金系统，新的党派要打败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网上发表言论，可以多元表达，因为你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大多数情况不会，比如你是一个女性，正在育龄期，且极度反对禁堕令，你在参选政治选择时，你的目标是不让支持禁堕令的政党上台，而两大党选票竞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你会怎么选择呢？肯定会放弃小党，去支持民主党。
比如在美国大选初选时，拜登在民主党内的得票曾经低至30%左右，但最后，所有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拥趸都全力支持拜登，因为选民也需要赢。
你支持民主党这样的大党，是赢率比较高的，而这个小党是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你投票给他，除了表达理念外，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
所以民主选举时，政党宣传一定要告诉选民，自己可能会输，输了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只有这样，才能让选民积极投票，并只投最有可能赢的党。
一个政治人物的目标是什么？是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是当选一定的职位。
那这时，他个人的理念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如何当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哪怕是出身自由党、支持自由迁徙的荣保罗，也要加入共和党，因为加入共和党，才有可能赢得职位，才有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市场中，每一个人都是市场主体，每一个消费者都在用钞票进行选择，这迫使所有的商家为了得到消费者手上的钞票而努力迎合消费者，这就叫消费者主权。
但在民主政治中，政客并不需要迎合每一个具体的选民，他只需要迎合某一种群体观念即可，而不需要每一件事都符合你的需求。
市场选择与权力选择的第二个区别是，市场是多元的，而权力选择是一元的。
多元的市场，首先为你提供的是每一个细分选择中的多元竞争性选项。
但你在吃快餐时，你又可以选择麦当劳，还可以选择肯德基。
但政治给你的选择是，在所有的被界定的N多公有事务中，你只有一个选项。
比如，民主党，他要调高税率，他还要开放国界允许外国人来美国工作，还要大搞福利，还要重返巴黎协议，这是多元事务，是多重选择。
但你只能选民主党或共和党，你并不能说，我不希望调高税率，所以我在这件事上选择共和党，但我又希望开放国界，好让美国人工便宜一点。
民主政治不能让你这么选，你只能选择一个党，这个党的政策是一个集合。
每一个政党都有非常复杂的政纲。这些政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等方面，有些决策是涉及一个国家里面每一个人的，而有些决策则只涉及一个国家里面的部分人。
比如最低工资水平要不要往上提一点，退休的年限要不要往后延一点，公立学校的数目要不要增加一点等等。人们要做的公共选择，数量哪怕不是无限的，也是非常庞大的。
人们实际上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来对这些选择逐一做出投票。所以政治的现实是，人们只能够在若干个数量极其有限的套餐里面做一个选择，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参加政治选举的政党数目不会太多，通常是两个，三个、四个已经挺多了，一个选区里面的候选人数目大概也就是这么多。
人们往往不可能全盘接受任何一位候选人、一个候选政党的全部政纲，但是也只能做出妥协。我们说这些妥协本身，就是一个人内心的选票买卖，你觉得哪件事更重、哪件事更轻，哪件事值得坚持，哪件事可以放弃、可以得过且过，在你内心已经做了一番衡量了。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因为一个政策，而被迫接受这个政党的全部政策。
看具体哪一个政策在他心里的权重更高，权重越高，那牺牲其他的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假设一种这样的情况，民主党的选民们只支持民主党的部分政策，每一个都支持一个，而反对其他所有的政策，但因为支持的这一个权重太高，导致他们只能支持民主党，因为共和党上台，会让他权重最高的这一个选项面临他反对的政策。
在这个表格中，不管是任何一项政策，反对者都是多于支持者的，但是，依然可以让民主党上台，去执行一项大部分人反对的政策。
在选前，蔡英文的民调是远远落后于朱立伦、韩国瑜和柯文哲的。
因为蔡这一任上出台的相当多的政策引发普遍不满，比如一例一休，绿电政策导致的停电和空污，经济增长无力、陆客减少等等，但蔡英文依然顺利当选，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大选期间，正值香港动荡期，蔡英文精准地抓住这个混乱期，在岛内塑造更高的政策权重比选项，那就是选国民党就是选择一国两制。
在这个更大的权重比的事项面前，岛内的内政就不算什么了，于是哪怕蔡的内政民调非常低，选民们也会忽略掉这些政策，而选择反对一国两制的蔡英文。
在市场竞争中，每一个细分选择可以面对不同的市场主体，但民主政治却只能一揽子接受一个人，一个政党，一组政策。
原因是，人们总是在边际上、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进行选择。
高税收是不好，但强行禁止堕胎更让我感觉到可怕，这让我感觉到我的私生活受到了暴力干预，所以虽然我讨厌高税收，但我宁愿选择高税收，也不愿意选择有堕胎令的地方生活。
在这种选举机制下，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垃圾政策变成实际执行的政策。
每一个政策，可能都是少数人支持的，但却可以成为长期推广的政策。
而政客运作民主政治的技巧，就是先找出争议最大、权重最高的话题，自己选边站，这就让他的选票有一定的基础。甚至没有争议，也要先创造一个争议出来。
然后再在政策包里，寻找最激进的另一部分人，有些人极度不满医保，那就搞全民医保，有些人极度不满环境，那就搞环保，有些穷人要求多给社会福利，那就加税。
这是一个数学题，每一个政策最好都是某一部分人权重最高的选项，这样，哪怕其他政策不满意，对方也一定要选自己。
所以，民主政治下政客出台的各种政策，必然就是一个加大公域的过程，他试图满足不同人群对政治的需要，比如穷人想增加福利，学生想免除贷款，基民想禁止堕胎，只有这样，才能选举成功。
对民主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中，在公共选择经济学派中，有不少的论证，包括阿罗不可能定律（用以证明选举无法反应大多数人意愿），中位数选票原理（用以证明选举结果最终由中间派这些少数人决定）等等。
因为只有主观价值论和价值排序理论，才能看清选票的真相。
因为根据以上分析，选举结果不仅仅是民意的结果，还与政客操纵选民的主观价值排序有关。
而这种操作和中国民间常见的卖保健品的套路是一回事。
证明你有病，是试图更改某一事件在你心里的主观价值排序，这个环节在中国的保健品营销环节中，叫作下危机。
比如，川普要向美国人证明，美国面临失败，美国有病，病在哪，在中国。
是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抢走了美国的工厂，甚至盗窃了美国的技术，所以美国不行了，中国正在赶上。
只要受众接受了这一套理念，那他接下来开的贸易战等药方就能被选民接受，也成为选民心里价值排序第一的选项，其他的政策不满意不要紧。
未实现民主的某些国家的民主派也是这样的，他们将民主塑造成最高价值，余下的都不重要，人人普选最重要，至于民主后会有什么政策，这都是次要价值，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使有不合你意的政策会产生，你也必须容忍，因为他的价值排序没有那么重要。
甚至你在朝鲜也能观察到这一现象，三胖要宣传的就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朝鲜的国家安全问题，强敌环伺，只有先军政治才是价值排序第一的，其余的，你都忍着吧。
当民众的主观价值排序被修改时，其余的政策哪怕不满，也会倾向于忍受。
同样，你可以观察到在很多移民出国的人的不同的反应。
比如，有些人将开放言论空间认定为价值排序第一位，那他移居欧美，他认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很多的不爽，比如人工贵，比如好山好水好寂寞等等，这个选择对他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另一类人，比如创业者，在他心里的价值排序第一位的是赚钱，过往这二三十年，哪里最好创业，中国肯定比欧美要有更多的创业机会，他们在网上反而经常理解不了移民的人，他们说，赚钱就好了，管那么多政治干什么？
你看，在心里价值排序不一样，他们的选择就不一样。你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欧美好还是中国好，而是对于不同的价值排序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在秦制系列文中就说明了这一点，国家安全问题往往是政客最容易操纵的主观价值，在巨大的安全危机下，政府扩权就变的更加容易。
昨天，有个朋友在群里说，你们经常说，历史最终是由大多数人的观念导致的，是不是在说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民意的体现呢？
不是这样的。具体到每一个政策并非如此，很多政策哪怕大多数人并不支持依然得以实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在民众心里的主观排序不高，有其他更高的主观排序的选项让民众忍受这一政策。
民主政治不过是不断地在选民中依据价值排序中挑选一个权重最高的进行选择，而非象市场一样，可以在每一项消费中，让消费者的钞票发生引领作用。
市场与选票第三个区别是，用钞票选择和用选票选择的后果不一样。
用钞票选择购买一个产品，如果购买的是不对的产品，那消费者将受损，并承担后果。这时消费者会无比谨慎，花的钱越多，他就越小心，因为他有代价。
同样的，商家在销售产品时，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和口碑就是商家的商誉，如果商誉受损，那他在市场上无法长期生存。
比如，我投票支持高福利政策，支持高税收，但我就是一个混混，这两个政策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吗？至少在大部分人的直觉当中，这是没有后果的事情。
你看到网上那么多声音支持罚阿里的款，罚阿里上百亿，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会感觉到后果吗？感觉不到。
这好比我们在单位吃午饭，如果每一个人都给自己点菜、给自己点盒饭的话，那你会吃什么？你会吃豆腐、猪肉、青菜。但是如果我们改变游戏的规则，我们说我们吃圆桌菜，每一个人都可以点一份自己最喜欢吃的菜，费用由同桌的所有人共同负担。
这样的话你会明白，自己哪怕是点最贵的那个菜，自己承受的部分也只不过是1/5、1/8、1/10，你点得越贵你就越赚。但当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桌上点出来的就不再是豆腐、猪肉、青菜，而是龙虾、牛排和生蚝了。
所以，所有的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负债累累，因为天天吃海鲜，财政肯定是无法承担的。
《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卡普兰教授指出，人们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要考虑两个候选方案给自己带来的实际收入和面子上的收入。
比方说，在市场当中我要做一个决策，我要买一辆车，到底是买一辆便宜的10万块钱的车呢？还是买一辆豪华的500万块钱的车呢？当然我知道，如果买一辆500万的名贵跑车我会很有面子，但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考虑实际的功能、实际的效用和我实际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真的买了一辆500万的跑车，我晚上到哪儿住呢？欠那么多的钱怎么还呢？结果我会实际一点，说面子上的好处我就放弃了，买一辆价格10万人民币的车吧。这是由于在市场当中做决策的时候，自己必须替自己所做的决策承担全部的责任。
而在政治上，而在人们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他们当然也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是功能上的好处；第二是面子上的好处。
如果有人提议，我们要让每一位国民都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你同不同意这个建议？从面子上来说当然要同意，同意了说明你是关爱人民的，说明你是有爱心的、有责任感的，但实际后果，如果你这么答应了，你得付出金钱。
在一个选举当中，你作为一位投票人，由于你的投票，改变了选举结果的机会是多少呢，无限接近于零。
换句话说，你不会因为自己主张人人都应该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而国家就会让你多交税。你到底赞成这个主张还是反对这个主张，跟你要不要多交税没有关系，反正对这个政策的投票结果已经定了，你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既然是这样，你当然要追求你在面子上得到的最大效用，因为你不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这是你在政治的领域做选择，和在市场的领域做选择最大的不同。
在政治领域，你不会因为支持人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就单独让你付费的，付与不付已经被决定了。但在市场里面，如果你要买名贵的跑车，你就要单独为此买单。这就是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最根本的区别。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做经济选择的时候，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所以他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地选择不理性，理性地选择胡闹。
卡普兰的解释是入木三分的，他说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抱有错误的观念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你深信地球是平的而不是圆的，也不影响你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相信你会飞，那你很快就会摔断腿。
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就会放纵自己的偏见，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作用。
这个现象，你在中国微信群是可以观察到的，民主派们开口就是你有没有良心，你没有道德，你为什么不照顾弱势。他们不过是在说，我支持免费医疗，支持扶贫政策，可以让我在朋友圈里收获点赞，可以让别人认同我的道德水平。
我支持免费医疗，又不要从我口袋掏钱，但却可以收获我关心弱势的好名声，这种无成本，有收益的事，我为什么不做呢？
相反，要像我这样，天天骂福利制度的人，要抗住那些骂我没良知的人，其实是一种考验，大部分时候，不说是一种更好的策略，我反对福利制度只会让朋友圈的人认为我冷血无情，这种没有收益的事，为什么要做呢？
哪怕是我的铁杆读者也经常和我说，我的大部分文章他们不愿意转发朋友圈和群，因为收益太低，甚至是负的。
同样，批评民主系列文章，也是一样，因为民主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一种正向价值，支持民主，就意味着反毒菜，就意味着良知，就意味着有道德感。
但民主只是一种权力运作模式，不存在天然的正向价值，只不过被少数想追求权力的人用于包装自己的道德感罢了。
这个世界上，喜欢无成本地秀自己的道德感的人，总是更多的。
写文不易，喜欢的给个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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