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一个暴力统治的工具，天然地具有侵略扩张的倾向。原因粗暴而简单，统治者靠吸血被统治者而生存，那么他们统治的疆域越大，就能把越多的人纳入自己的统治，也就能汲取更多的民脂民膏供自己享用。
当然，现代相对来说更文明了，已经很少发生以吞并别国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扩张，主要是以攫取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对外干预。
近代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其侵略本性固然源于暴力统治工具的本质，但国家只是一个集体概念，并不会行动，与其说国家在行动，不如说是一些人在行动，打着国家的旗号。
人的行动是由其观念决定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支持着日本人对周边国家的侵略行为呢？
首先是狂热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思想主要通过教育灌输给日本人民。
1872年8月，日本政府颁布《学制令》，把全国划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区，并要求全体儿童从6岁开始，必须接受四年义务教育。
1890年秋，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之前，当时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指示制定了一系列文件，用于宣扬支持新国家、新宪法和代议制政府制度等基本精神。这些文件就成了《教育敕语》，分发给所有学生学习。
《教育敕语》在概述教育指导原则的同时，也包含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它开宗明义地宣布日本独特的国体，即官方英文版里的“我们帝国的基本特征”，来源于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把日本的仁君和忠诚的臣民团结在一起的密切联系：“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美。”
由此出发，又引出一系列针对现实的规定：日本人应该孝顺父母，关爱手足，真诚待友。最重要的是，敕语告诫学生要做“忠臣良民”，并教导他们“广行公益，力行公务，常遵国宪，毋违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抚天壤无穷之皇运。”
在全国各地，学校校长都要求师生背诵敕语。庄严地诵读敕语，向天皇像鞠躬和高唱《君之代》，成为学校重要典礼中必须完成的仪式。
事实证明，“天壤无穷之皇运”的象征意义威力无穷，哪怕是对民间平权运动最强烈的同情者，都跪倒在它的脚下。
这些对天皇效忠思想的宣扬，虽然引起过人们的争议和辩论，但到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政权敌对者都开始接受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前提，政府的反对者提议的宪法草案，无不把天皇置于政治世界的中心。
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通通接受了执政者关于政治论说和公民道德的观念：顺从天皇；忠于国家；由天皇任命的大臣所负责的无私且用心良好的官僚机构统治的神圣性；尽职尽责；反对利益团体政见中固有的不和；把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升华。
通过宣扬天皇的正统性、公民责任、适度的公民权利等观念，日本的执政者成功地驯化了人民，用这些政治和道德的约束，把国民团结了起来。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这些观念更是成了日本的正式“国家意识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维新之前，天皇本来就没有实权，是个虚君，为什么维新之后要把实权交到天皇手里呢？
这就离不开知识分子的鼓吹。当时，制度的僵化，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引起了诸多经济灾难和社会叛乱，一些知识分子便怀念起了“古代”。
他们认为，由天皇直接统治的古代是个美好的时代，简直就是黄金时代，是能够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价值和道德训示的宝库。
贺茂真渊是18世纪最重要的国学学者之一，他注重研究大约编于一千年前的诗选《万叶集》。贺茂真渊崇敬那些诗歌，认为它们捕捉到了日本人最初本性的真髓，只不过，这些真髓后来被外来学说，例如佛教和新儒学的“诡辩”所掩盖，甚至腐蚀了。
按照贺茂真渊的说法，把日本人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美德，如《万叶集》所揭示的，是“诚实、率直、活力、刚毅和优雅”。
本居宣长是继贺茂真渊之后的国学运动领军人物，他进一步宣示：不仅日本的价值具有独特性，而且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尊奉的生活原则更值得称道。
本居宣长数十年浸淫于《源氏物语》和《古事记》。从研究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在古代，日本人愉快地生活在天皇的统治之下。
《古事记传》是他用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著作，完稿于1798年。书中说，天皇是在太阳女神天照和其他神道教神祇的启示之下实行统治的。
对本居宣长而言，那种神圣的联系是理解值得赞赏的日本社会性质的关键。他曾经写道：“天皇的大国是威严可畏的女祖神天照大神的家，这是我国优于他国的根本原因。”
于是，日本人民，尤其是失意的低级武士阶层对幕府统治的不满，很容易地转向对天皇统治的期待。
内忧外患下，长州藩低级武士出身的吉田松阴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意思是“尊崇天皇，驱逐外夷”。
“尊王”就是要把幕府打倒，让天皇直接参与政事，所有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天皇；“攘夷”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把外国人都赶出日本。
吉田松阴的主张，得到了渴望推翻幕府统治的人们的拥护。他还把关于国家政策的思想灌输给了几名年轻人，包括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而这两个人，后来在明治维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所以，幕府被推翻之后，权力顺理成章地集中到了天皇的手里。不仅如此，天皇作为日本特有的国体还被写进了宪法里。
明治维新是日本向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的结果，它实行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也是它得以迅速富强起来的原因。
明治新政府废除了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旧有社会秩序，以及把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区分开来的特权和限制，重新将人口分类为华族、士族、平民三个阶层。
原来的高级武士改称士族，较为普通的武士改称卒，他们合计占日本3000多万总人口的6%左右。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统称平民，占全国人口的大约90%。
旧武士不仅失去了称姓的特权，1876年政府还剥夺了他们带刀的权力。最严重的是，新政权取消了他们的世袭俸禄。
政府撤销了原来关于职业和社会交往的限制，例如1871年规定流浪者为平民，并允许所有平民使用姓。准许各阶层之间相互通婚，互收养子。
新政权批准农田转让，废除了德川时期的行会和公会制度，剥夺了它们的垄断权利，废除地区之间贸易的传统障碍，尽可能提供帮助以便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培育支持私人企业成长的氛围。
然而，日本不仅吸取了西方思想的精华，连其糟粕也一并学了去。尽管这其中有日本知识分子的愚蠢，但也跟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及国际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19世纪后期，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歪风终于压倒了自由主义，导致了新的地缘政治态度的产生。
欧美的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纷纷组成了各种压力集团，通过向政府游说和施压，形成了官商勾结的裙带关系。
列强以英国政府为首，凭着船坚炮利，威迫落后国家签下不平等条件，获取治外法权，为本国商人打开海外的销售市场。
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帝国主义征服成为列强公开挑明的国策。许多国家开始尽全部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争夺殖民地、保护国和势力范围，以便增加宗主国的财富、力量和威望。
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列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像切蛋糕一样，欧洲各国很快就瓜分了非洲：1881年，法国宣布突尼斯为其保护国；次年，英国占领了埃及；1883年，德国的势力开始渗透到非洲大陆的西南角。
美国进入了太平洋地区，1893年推翻了夏威夷君主国，然后为争夺萨摩亚、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与英、德两国展开了角逐。
在亚洲，英国把缅甸据为殖民地，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帝国的一部分。连中国这个古老庞大的帝国也成了列强口中的肥肉，截至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西方国家已经不止英、法、俄、美四国，还有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
到了20世纪，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达到了最疯狂的顶点，非洲大部、中东、亚洲和太平洋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地球上的这一大片地方，只剩下7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
西方对亚洲的侵略，使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和亚洲邻国以及好战的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
在当权者中，负责制定日本外交政策的首推山县有朋。他按照强权政治那一套看待世界，认为朝鲜是个虚弱落后的国家，将来有可能沦为掠夺成性的英国或野心勃勃的俄国的猎物，后者正打算修筑穿越北亚抵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
山县有朋断定，这条铁路的竣工对日本的切身利益是个长期威胁，因为它将使沙皇的军队进入东北甚至北京。而且他知道，俄国渴望有个长年不冻港作为新铁路的终点，因为海参崴冬季结冰，俄国的将领会觊觎气候比较温和的朝鲜港口。
山县有朋担心，假如英国或俄国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立足点，日本的独立最终会岌岌可危。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首届议会的演说中，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概括了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他说他任职期间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国家独立，提高国家地位”。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必须准备好捍卫“主权线”和“利益线”。前者指新确定的国家疆域，而后者则指和日本的安全需要紧密相关的邻近缓冲地带。
当日本即将迈进新世纪时，山县有朋提出日本的主权线包括对马的海岸线，利益线则穿过朝鲜。他最后说，“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福泽谕吉，19世纪70年代最杰出、最不知疲倦的西方知识传播者，这个坚信只要照搬学习西方文明的精神，就能改变日本落后面貌的著名教育家、政论家和作家，也在为亚洲的形势感到苦闷。
曾经，他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互相学习，为彼此的幸福祈祷，按照自然界和人类的法则互相联系”。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当他为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而焦灼，转而思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诲时，不幸地成为了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俘虏。
于是乎，这位日本国师兼社会工程师给出了两个药方：
一、日本必须建立军事实力，必须随时准备动武。“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也必须以暴治暴。”
二、日本必须鼓励亚洲邻国进行改革，以便经受住西方的冲击；如果他们拒绝，那就强迫他们这样做。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他说，鉴于西方的倾向，日本不能和亚洲邻邦联系太紧密，否则只会败坏日本的名声。他认为日本应该准备好采取冷酷的行动以保护自身的安全。
“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他有影响的作家更加公开地鼓吹帝国主义的益处。德富苏峰原本受到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认同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可是用不了不久，他就彻底地拥抱了帝国主义。
1894年6月，前任大藏卿松方正义特别写信给其同僚，提出日本应该使朝鲜开放新港口，“获取采煤，架设电报线，修筑釜山和汉城之间铁路的权利”。他说，特许权“真正对两国有益”。
德富苏峰很快做出了反应，在创办的政治性期刊《国民之友》，热情洋溢地引述松方正义的大多数期望，并要求结束目前对日本在朝鲜经营商业活动的限制。
在政客与知识分子的鼓动宣传下，整个日本形成了赞成帝国主义行为的舆论。
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从政治右派到“左派”，从政府到民间，都达成了一致结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对日本的独立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日本考虑在国界外采取行动是正当的。
他们利用到处蔓延的扩张主义的论调，促成了新兴舆论的形成：日本必须果断行动，甚至必须牺牲他国，假如日本自己不想被牺牲的话。
总的来说，狂热的忠君爱国思想，流行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思潮，正是近代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