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战争罪责

节选自：《左与右：自由至上主义思想期刊》，1967 年春秋合刊；

来源：米塞斯研究所；

作者：穆雷・N. 罗斯巴德

宗派主义者的问题在于，无论他们是自由意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世界政府主义者，都倾向于满足于找到任何问题的根本原因，却从不愿费心探究更为具体的直接原因。这种盲目的、缺乏理智的宗派主义，最典型且近乎荒唐的例子莫过于社会劳工党 —— 这一历史悠久的政党，对美国社会却毫无影响。面对世界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失业、自动化、越南战争、核试验，诸如此类，社会劳工党只会鹦鹉学舌般重复一句话：“采纳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据称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唯有社会主义能将其一扫而空，仅此而已。 即便宗派主义者对终极根本原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种做法也会让他们脱离现实世界的所有问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会让他们始终无法为实现自己所珍视的终极目标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在战争罪责的问题上，无论何种战争，宗派主义的丑恶与无知都会显现，其影响远不止于死气沉沉的社会劳工党。自由意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政府主义者，各自从不同视角出发，都有 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不愿费心分析任何特定冲突的具体利弊。他们都认为，战争的根源是民族国家体系；只要这一体系存在，战争就会不断爆发，所有国家都难逃其咎。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清楚，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会对本国公民实施侵略，也深知在所有战争中，每个国家都会对隶属于另一国的无辜平民发起攻击。

诚然，这种对战争与侵略的根源、以及国家本质的洞察，极具价值，也是理解世界局势的关键。但问题在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往往止步于此，逃避去了解任何具体战争或国际冲突实际情况的责任，还会毫无道理地贸然得出结论：在任何战争中，所有参战国的罪责都是均等的，随后便置之不理，不再深思。 简而言之，自由意志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政府主义的拥护者）往往会陷入一种看似安逸的 “第三阵营” 立场，将冲突双方的责任同等看待，然后便草草了事。这一立场之所以安逸，是因为它实际上不会得罪任何一方的支持者。 战争中的双方都会将这类人视为无可救药的 “理想主义者”、脱离现实的宗派主义者，甚至会觉得这类人有些可爱 —— 因为他们只会机械地宣扬自己的 “纯粹” 立场，既不愿了解实际情况，也不会在当下的战争中表明立场。简言之，双方都会容忍宗派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无关紧要，而这种无关紧要也保证了他们无法对事件进程或公众对事件的看法产生任何影响。

绝非如此！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认识到，机械地宣扬终极原则，不足以应对现实世界。 不能因为所有参战国在终极层面都因国家体系存在罪责，就认为它们的罪责完全均等。恰恰相反，在几乎所有战争中，一方的罪责远大于另一方，其中一方必须为发动侵略、推行征服等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但要弄清一场战争中哪一方罪责更重，我们就必须深入了解这场冲突的历史，这需要投入时间和思考，也需要拥有通过判定一方罪责更重而表明立场、从而产生实际影响的终极意愿。

那么，就让我们做有实际意义的事吧；带着这一初衷，我们来探究中东长期存在且当下愈演愈烈的危机背后的历史根源；并以此为基础，找出并判定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

中东的长期危机，和诸多危机一样，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动员阿拉伯民众反抗其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英国承诺，战争结束后将给予阿拉伯人独立地位。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又以其标志性的两面派手段，承诺将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地区划为有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民族家园”。这两项承诺在道德层面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承诺将阿拉伯人自己的土地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后者，却是将一块显然不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土地，许诺给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战结束后，英国毫不犹豫地选择履行那份错误的承诺，即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承诺。这一选择并不难理解：若履行对阿拉伯人的承诺，英国就必须体面地撤出中东，将这片土地交还其原住民；而要履行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承诺，英国就必须以征服性的帝国强权身份继续存在，统治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英国选择走帝国扩张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必须进一步追溯历史：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究竟是什么？

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的犹太人大多被禁锢在隔都（犹太人聚集区）之中，在这样的生活中，犹太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种族（以及宗教）身份，意第绪语成为通用语言（希伯来语仅作为宗教仪式的古老语言存在）。法国大革命后，西欧的犹太人从隔都生活中解放出来，随后便面临着发展方向的选择。

其中一派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他们选择并倡导摒弃狭隘、封闭的隔都文化，融入西方世界的文化与环境。尽管在美国和西欧，同化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但在隔都壁垒依然存在的东欧，这一路径却难以走通。因此，东欧的犹太人转向了各种旨在维护犹太民族与文化身份的运动。

其中最主流的是崩得主义（Bundism， 译注：崩得主义是 20 世纪初起源于东欧的犹太社会主义思潮与政治运动，核心是世俗犹太工人阶级自治、反锡安主义、坚持 “此在性”（Doikayt），主张犹太人在居住国争取平等权利，而非建立独立犹太国家 ） ，即犹太崩得党的主张，该党倡导犹太民族的自决权，甚至主张在东欧犹太人占多数的地区建立犹太国家。（按照崩得主义的设想，东欧的维尔纽斯市因犹太人占人口多数，将成为新建犹太国家的一部分。）

另一支影响力较小的犹太群体是领土主义运动，他们对东欧犹太人的未来感到绝望，主张在世界上各个无人居住的未开发地区建立犹太殖民地和社区（乃至国家），以此保留意第绪化的犹太身份。

结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犹太人的处境，这些运动都有其理性的根基。 唯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毫无合理性可言，该运动最初与犹太领土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但领土主义者只是希望在一片新开发的土地上保留意第绪化的犹太身份，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开始坚持，只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家园。

巴勒斯坦并非无人居住的未开发土地，而是早已居住着阿拉伯农民，可这一事实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家眼中毫无意义。此外，犹太复国主义者非但不希望保留隔都的意第绪文化，反而想要将其摒弃，用一种以古老宗教希伯来语为基础、人为世俗化拓展而来的新文化和新语言取而代之。

1903 年，英国提出将乌干达的一片土地划给犹太人定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使得原本融合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领土主义运动彻底分裂。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者便深陷对巴勒斯坦的 “血与土” 式迷思，认定唯有巴勒斯坦才是其归宿，而领土主义者则继续在世界其他地方寻找未开发的土地。

由于巴勒斯坦居住着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实践中必然沦为一种征服意识形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夺取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并利用其主权推动、鼓励和纵容犹太复国主义者强占阿拉伯土地，供犹太移民使用。他们常常翻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旧土地所有权凭证，以低价收购，从而将阿拉伯农民驱逐，为欧洲犹太移民腾地。就这样，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撑下，一群主要来自欧洲的殖民者，踏入了中东以农民和游牧民族为主的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带。

彼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已决心将巴勒斯坦打造成犹太民族家园，却尚未决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并进行扩张。事实上，只有少数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建立犹太国家，其中许多人在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的影响下脱离了正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鼓吹在约旦河两岸的古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进行统治。 亚博廷斯基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社会理念推崇备至，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另一翼是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反对建立政治性犹太国家。其中，以马丁・布伯为核心、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一众杰出犹太知识分子组成的 “团结” 运动主张，待英国撤出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 - 阿拉伯双民族国家，两大宗教群体互不统属，而是和平共处、携手建设巴勒斯坦。

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内在逻辑势不可挡。

1942 年，在纽约比尔特摩酒店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首次明确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定为唯一目标，绝不妥协。极端派取得了胜利。从那时起，中东的危机便成了常态。

一边是迫切希望建立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边是寻求巴勒斯坦独立的阿拉伯人，英国在双方的压力下，最终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撤出巴勒斯坦，并将这一问题移交联合国处理。随着建立犹太国家的呼声愈发高涨，备受尊敬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团结” 运动领袖犹大・马格内斯博士严厉谴责 “犹太复国主义极权主义” ，他指责道：“这种极权主义试图通过武力和暴力将全体犹太民族置于其掌控之下。我至今仍未听到有人用正确的名字称呼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杀手 —— 一群残暴的男男女女。所有美国犹太人都难逃其咎，即便是那些不认同这群新的异教领导层所作所为，却袖手旁观、安之若素的人。”

不久后，马格内斯博士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流亡美国。

在美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压力下，联合国（包括态度积极的美国和苏联）于 1947 年 11 月勉强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这一方案成为英国撤军和以色列于次年 5 月 15 日宣布建国的基础。 彼时犹太人仅占有巴勒斯坦极少量的土地，而分治方案却将该国近一半的土地划给了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功在中东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起一个欧洲式的犹太国家。

但这还远非全部。

联合国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两点：一是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辖，实现国际化；二是新建的犹太巴勒斯坦国与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建立经济联盟。这是联合国批准分治的基本条件。而以色列却当即粗暴地无视了这两项规定，由此开启了对中东阿拉伯人一轮又一轮的侵略升级。

英国仍在巴勒斯坦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力量便在一系列内战冲突中击溃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武装力量。而更具决定性的是， 1948 年 4 月 9 日， 隶属于伊尔贡 ・ 兹瓦伊 ・ 卢米组织的狂热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恐怖分子， 在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制造了大屠杀，杀害了百名妇女和儿童。

到 5 月 15 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陷入恐慌，纷纷逃离家园，躲避大屠杀的威胁。随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出兵介入。 历史学家们往往将这场后续的战争描述为阿拉伯国家入侵以色列，而以色列英勇反击成功，但所有战事均发生在阿拉伯领土上，这一解读显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以色列趁机抢占了分治协议中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片领土，包括西加利利的阿拉伯地区、通往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中西部巴勒斯坦 “走廊”，以及雅法、贝尔谢巴等阿拉伯城市。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区域 —— 西城区，也被以色列占领，联合国的国际化方案就此作废。 阿拉伯军队因自身效率低下、内部不团结，再加上联合国多次强制停火（ 每次停火都给以色列足够时间占领更多阿拉伯领土 ），始终陷入被动。

1949 年 2 月 24 日，巴以签订永久停火协议。彼时，60 万犹太人在这片原本居住着 85 万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巴勒斯坦阿拉伯总人口为 120 万）。 其中 75 万阿拉伯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剩余的少数人则处于严苛的军事统治之下 ，二十年后，这种统治仍在继续。 逃离的阿拉伯难民的房屋、土地和银行账户被以色列立即没收，并转交犹太移民。

以色列长期声称，这 75 万阿拉伯人并非被武力驱逐，而是因阿拉伯领导人的煽动，无端陷入恐慌才逃离的 —— 但 关键在于，所有人都清楚，以色列坚决拒绝让这些难民返回家园，收回被侵占的财产。 从那时起的二十年里，这些不幸的阿拉伯难民，其人数因自然增长已增至 130 万，始终在以色列边境的难民营中过着赤贫的生活，仅靠联合国微薄的资金和美国援外合作署的物资勉强维生，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重返自己合法的家园。

在分治方案中原划归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府已不复存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公认的领袖 —— 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被英国长期扶持的傀儡、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草率罢黜， 阿卜杜拉直接吞并了巴勒斯坦中东部的阿拉伯地区，以及耶路撒冷老城区。 （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由格拉布帕夏等殖民主义英国军官组建、武装、配备人员，甚至由其指挥。）

对于阿拉伯难民问题，以色列的态度是：全世界的纳税人（即主要是美国纳税人）应出资，实施一项大规模计划，将巴勒斯坦难民安置在中东的其他地区 —— 也就是远离以色列的地方。但难民们理所当然地拒绝被重新安置，他们只想要回自己的家园和财产，仅此而已。

1949 年的停火协议本应由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组成的混合停火委员会监督执行。但很快，以色列便解散了该委员会，并开始不断侵占更多阿拉伯领土。例如，官方划定的非军事区奥贾，就被以色列公然占领。

由于中东在法律层面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仅签订停火协议，未缔结和平条约），埃及从 1949 年起，便一直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 —— 亚喀巴湾的入口，也禁止任何与以色列的贸易往来。

考虑到蒂朗海峡的封锁问题是 1967 年中东战争的导火索，有一点必须明确：当时无人对埃及的这一行为提出抗议，也无人称埃及关闭这条 “国际和平水道” 违反了国际法。（根据国际法，任何水道要对所有国家开放，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水道沿岸所有国家同意；二是水道沿岸国家之间无战争状态。而亚喀巴湾的情况是，这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埃及从未同意相关开放协议，且自 1949 年起，以色列与埃及便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从 1949 年起，埃及封锁亚喀巴湾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行，从未受到任何质疑。）

以色列持续的侵略史才刚刚开始。

七年后的 1956 年，以色列与英国、法国的帝国军队联手入侵埃及。以色列还堂而皇之地效仿纳粹的闪电战和偷袭战术，且对此引以为傲！ 极具讽刺的是，多年来一直谴责纳粹闪电战和偷袭战术的美国当权派，此刻却对以色列使用的相同战术大加赞赏。

但这一次，美国暂时放下了对以色列一贯的强烈支持，与苏联联手迫使这伙联合侵略者撤出埃及领土。 但以色列直到埃及同意让联合国紧急部队接管控制蒂朗海峡的沙姆沙伊赫要塞后，才同意从西奈半岛撤军。典型的是，以色列傲慢地拒绝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其边境一侧巡逻，只有埃及同意联合国部队进入本国境内，也正因如此，从 1956 年起，以色列船只才得以通过亚喀巴湾。

1967 年的中东危机，源于过去几年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心态转变：他们从以往的绝望麻木，转变为开始组建游击队，潜入以色列边境，回到自己失去的家园展开抗争。自去年起，叙利亚由中东多年来最具激进反帝国主义色彩的政府掌权。叙利亚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支持，让以色列激进的领导层扬言要对叙利亚开战、攻占大马士革，还多次对叙利亚和约旦的村庄发动严厉的报复性袭击。

此时，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多年来一直高调反以，却将精力集中在煽动性的国家统制政策上，拖垮了埃及的国内经济。叙利亚向他施压，要求其采取实际行动提供援助，尤其是终止联合国紧急部队对沙姆沙伊赫的控制，从而再次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纳赛尔因此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

以色列方面对吴丹 （译注：U Thant，中译为吴丹，指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 迅速批准撤军的行为大加指责，这一行为十分荒唐 —— 要知道，联合国部队本就是应埃及的请求才进驻的，而以色列始终坚决拒绝联合国部队进入其边境一侧。就在埃及关闭蒂朗海峡的那一刻，以色列显然开始为下一场闪电战铺路。

以色列政府表面上宣称支持和平谈判，最终却屈从于国内的鹰派压力；而任命臭名昭著的好战分子摩西・达扬为国防部长，显然就是以色列即将发动闪电袭击的信号，几天后，袭击果然发生。以色列取得了惊人的速胜，媒体大肆吹捧其战术和战略，阿拉伯军队尽管声势浩大却毫无准备，种种迹象让除了最天真的人之外的所有人都看清： 1967 年的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主动挑起的 —— 以色列对此也几乎毫不避讳。

1967 年这场屠杀中，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几乎所有美国人，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对以色列的征服行径直言赞赏。美国民族的灵魂深处似乎存在一种病态，使其总与侵略和大规模屠杀为伍，手段越迅猛、越残暴，就越受追捧。在对以色列进军的一片赞誉声中，又有多少人为以色列使用凝固汽油弹杀害的数千名无辜阿拉伯平民哀悼？而在左翼所谓的 “反战” 人士中，犹太沙文主义的泛滥更是令人作呕，左翼自由派刊物《乡村之声》中玛戈特・亨托夫的言论，便是这种毫无人性的极致体现：

“你有喜欢的战争吗？如果有，你是犹太人吗？真幸运。生为犹太人，此刻何其荣光！你认识犹太和平主义者吗？上周你还认识吗？…… 况且，这场战争与众不同 —— 这是一场古老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孕育着新生，阿拉伯人的死亡不值一提。能再次支持一场战争，何其畅快。看着电视屏幕上，满载着坚毅、瘦削、面容冷峻、荷枪实弹的犹太士兵的吉普车疾驰而过，为他们欢呼，这种感觉纯粹又美好。”

“看他们冲锋陷阵！太精彩了！无人能挡！” 一位老牌激进和平主义者这样说，“这是一支犹太人的军队！”

另一位人士，此前对犹太教的最大贡献，就是撰文否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宣称犹太教已消亡且罪有应得，而这周，他却深陷民族身份的迷思，不停问：“我们打得怎么样了？现在推进到哪了？”

当 “阿拉伯人的死亡不值一提” 时，这种 “纯粹又美好” 的感觉，究竟是什么？这种心态，与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媒体日复一日抨击的、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又有何区别？

战争爆发之初，以色列领导人宣称，他们对 “一寸土地” 都毫无觊觎之心，其作战完全是出于自卫。但如今，以色列在多次违反联合国停火协议后，占据了征服的领土，说辞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其军队仍占领着整个西奈半岛，吞并了约旦河西岸的全部巴勒斯坦地区，又有近 20 万不幸的阿拉伯难民加入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同胞行列；以色列还侵占了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并傲慢地宣称，永远不会归还耶路撒冷老城区，也不会将其国际化，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占领，是 “毫无谈判余地的”。

如果说以色列是中东的侵略者，那么美国在这一切中扮演的角色，则更为丑陋。美国立场的虚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 若不是我们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外交政策早已司空见惯，恐怕真的难以相信。

战争刚爆发时，有一瞬间以色列看似陷入险境，美国便火速表态，宣称致力于维护 “中东的领土完整”，仿佛 1949 至 1967 年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但一旦以色列获胜并再次完成征服，美国便迅速抛弃了其所谓珍视的 “原则”。此后，“中东的领土完整” 便再无人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满口的 “现实主义”，称恢复过时的现状边界是荒谬的，阿拉伯人必须接受中东的全面和解，等等。我们还需要多少证据才能看清：持默许态度的美国，始终站在幕后，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为以色列撑腰？我们还需要多少证据才能明白：如今的以色列，已是美国的盟友和附庸，而美国在中东，如同在世界其他诸多地区一样，接过了英国帝国主义曾经的衣钵。

美国人绝不能被误导，认为以色列是对抗强大阿拉伯邻国的 “弱小”“受压迫者”。以色列是一个拥有欧洲技术水平的欧洲式国家，其对手则是落后、未发展的阿拉伯国家；此外，以色列背后有无数美国人和西欧人的全力支持与资助，还有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及其众多盟友和附庸国的撑腰。不能因为以色列在人口数量上处于劣势，就将其视为 “英勇的受压迫者”，正如英国帝国主义在征服印度、非洲、亚洲那些人口远多于它的土地时，也绝非什么 “英勇的受压迫者”。

如今，以色列占据着扩张后的大片领土，摧毁藏有狙击手的房屋和村庄，禁止阿拉伯人的罢工活动，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杀害阿拉伯青年。但恰恰是这种占领，这种以色列的过度扩张，为阿拉伯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长期机遇。

首先，正如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激进反帝国主义政府如今所意识到的，阿拉伯人可以将战略重心，从与装备精良的对手进行毫无胜算的常规战争，转向开展持久的人民大众游击战。阿拉伯人民手持轻型武器，完全可以打响另一场 “越南战争”、另一场 “阿尔及利亚战争”—— 一场针对重兵压境的占领军的人民游击战。当然，这只是一种长期威胁，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阿拉伯人必须推翻所有僵化腐朽的君主制政权，组建一个统一的泛阿拉伯国家 —— 阿拉伯世界被分割为多个民族国家，本就是英、法帝国主义人为操纵和掠夺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以色列面临着一个终将不得不面对的长期困境。要么继续坚持当前的路线，在多年的敌对与冲突后，被阿拉伯人的人民游击战推翻；要么彻底转变方向，完全脱离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让犹太人仅仅成为中东的普通公民。若选择后者，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终将迎来和平、和谐与正义。这种和平共处并非没有先例：在 19、20 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的数百年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中东一直和睦相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本无固有的敌意与冲突。 在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文明黄金时代，犹太人曾幸福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占据着重要地位 —— 这与他们在基督教西方世界不断遭受狂热分子迫害的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只要摆脱西方的影响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这种和睦共处的局面必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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