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是公知？

大家好，我是老古。

前两天，有读者留言，他说：

“古老师，我认为，你应该也是公知，你为什么老把公知当个负面词用呢？”

我写篇文章回应这个问题。

什么是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

当如果有人自认为自己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时

我就认为，这个人，与我完全不是一类人。

因为，“公”和“共”是两回事，公有事务是指政府控制之下的事务。

但共有事务，是私有事务的集合，本质上也是私有事务。

公共二字，就是公私不分的一个名词。

用胡鑫宇案来说，我来比较一下，我与公知们的区别。

我认为这件事是私有事务，是一个家庭丢失孩子的事。

甚至我质疑，一个孩子失踪，动用上万人，请全国的刑侦专家，用上最好的鉴定设备，有这个必要吗？

因为，这么干，动用的税款应该是以千万计。

如若以后，所有的孩子失踪，都用上这种手段，那只会征更多的税，即每一个人都将为所有类似事件买单。

我看到的，不是官方不努力，而是公有调查机构的低效以及国有仓库的管理混乱。

但官方越努力，代表着政府参与私有事务的程度越深。

但公知们不是这么看的。

他们要么指向阴谋论，要么指向地方政府还是不够努力找，花的钱太少。

公知的存在感，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尽可能将更多的事情纳入“公共事务”。

比如杨改兰事件。

这是一个贫困地区妇女自杀的事件。

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根本也不管这个人为什么自杀，他们就认为，这个人的贫困，是因为政府没有花钱去帮助她，所以他自杀了。

他们不仅武断地将一个人的自杀行动归因于贫困，并且还将贫困的因指向政府慈善不足。

这就是一个典型地将偶发个体事件，异化为公共事件的情况。

他最终呼吁的是，政府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

你看，他们对穷人有多好，不用工作都可以天天在家吃政府福利。

一个人的贫穷与否，要彻底地纳入公有事务。

甚至他们的呼吁是有成果的。动用税款，征更多的税来搞政府慈善就是当下的现象。

这种思维模式，是由公知们的生存模式决定的。

相当多的公知，他们只有将一切事务视为“公有"事务，他们才能在舆论在不断地增加影响力。

而他们利用的是道德感。

下岗女工，应该同情，杨改兰，应该同情，丢了孩子的胡鑫宇父母，应该同情，这些同情，都要转变成为政府的事务。

他们批评政府的姿势是：

你们做得太少了，你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这是绝大多数公知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而我，则是“NO!"先生。

我批评最多的是，这些事务，你们管得太多了。

垄断是政府许可，而不是企业很大，针对市场中没有特许牌照的企业搞反垄断，是不必要的。

价格管制，是不必要的，哪怕在疫情期间，因为这会让供给减少。

福利支出，是不必要的，因为市场化就是对消费者最好的福利。

环保问题，是产权侵犯问题，是私有事务，应该由当事双方协商或法律解决。

也就是说，我是追求公有事务的减少的。

一个追求公有事务减少的人，怎么会定义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呢？

因为越少，我就越没有东西可以说了。

正如，我经常和我的会员朋友说，一个社会不怎么讨论政治，就是好社会。

因为说明，政治对个人生活影响不大，大家都忙着赚钱。

而一个社会天天讨论政治，这说明，政治对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而公知们总是不断地鼓动人们参与政治讨论

他们说，你不关心政治，总有一天政治就会关心你。

因为越多人关心政治，他们的粉丝就会越多。

我的会员群里，甚至谈政治经常会被批评，因为大家认为，最好多谈赚钱，我的会员群的活动刚在深圳举办完，会议的主题，是一个创业项目。

而不是坐在一起抱怨和吐槽。

公知们喜欢推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

而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一点也不关心官员有多少收入。

我关心的是税率能不能低一点，企业管制能不能少一点。

税收上去了，反正不是自己的了，我管不了他花在哪。没有意义。

喜欢官员财产公开制的公知，其实是在说，我希望参与政治，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我要参与监督官员。

而我坚信，只要权力在，想要杜绝用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是不可能的。

公知们并不反对权力够大，反而他们羡慕大政府，最好政府将吃穿用住教育医疗全部管起来。

他们批评的背后，其实是自己内心想成为权力的一分子的思维的体现。

因为所有的言论，他们都表达了这种意图，他们要参与权力监督，甚至希望成为官员（议员）。

民主当然是自由的反面，因为他鼓动全体人参与权力，结果必然是权力越来越大。

而我，总是在说'NO‘。

我并不会向政府喊话，呼吁他们减少权力，减少管制。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权力很难主动减少。

这是政治的逻辑决定的，哪怕是我身处其中，也一样这么干。

一个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你让他管的东西越多，他越开心，因为这样能搞到更多的利益。

我只会向民众喊话，是你们什么都要求管一管的思维，让权力越来越大。

普遍的观念才是管得越来越多的来源。

无数民众抱怨食品安全，要求政府管一管，才有了史上最严苛的食品安全法，才有了对超市几棵葱就天价罚款的事件。

讲到这里，你会发现，我是站在公知的对立面的。

当然也与我的身份有关，我从来就没想过把自己当成一个为国为民呐喊的知识分子，我就是个商人，经商很多年了。

我只是对传播经济学常识，传播科学有兴趣。

我怎么可能会承认自己是一名公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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