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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这句话背后的真相，令人不寒而栗
有一种论调，一种精神病毒，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角落反复发作。
它听起来总是那么诱人，那么高尚，那么不容置疑。
这个论调的核心是：
只要我站在“正义”的一边，为了一个足够崇高的目标——无论是“解放全人类”、“建立人间天堂”，还是当今时髦的“社会正义”——那么我所采取的一切手段，无论多么血腥，多么卑劣，就都自动获得了神圣的豁免权。
我犯下的暴行不再是暴行，而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必要阵痛；
我伤害的无辜者也不再是无辜者，而是成就伟大事业必须付出的、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代价。
这套逻辑，本质上是对人类行动基本法则的公然蔑视。
它试图创造一种道德上的“炼金术”，妄图将具体的、血淋淋的侵犯行为，通过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正义”概念，点化为值得赞美的功绩。
所谓“系统性压迫”的受害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化身为加害者；
所谓“历史欠债”的讨还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制造新的、真实的债务。
这种思想是文明的腐蚀剂，是通往一切暴政与混乱的通行证。
让我们把这个伪善的面具彻底撕碎。
必须明确一个不容动摇的思想钢印：
以抽象正义之名，行具体侵犯之实，是通往奴役与毁灭的唯一捷径。
手段的正义，必须要高于目的的宣称。
这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思辨，而是一个被无数事实反复锤炼过的铁律。
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从来不是某个宏大的集体叙事，而是对个体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绝对尊重。
任何以“集体”、“社会”、“人民”之名义对个体权利的践踏，无论其初衷被描绘得多么美好，其结果必然是灾难。
因为所谓的“集体利益”是一个无法被精确定义的幽灵，而个体的痛苦、财产的损失、生命的凋零，却是每一个当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无可辩驳的真实。
政治与宗教的“美德”暴政
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几个样本，看看这个精神病毒是如何发作，并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第一个样本，也是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
名义上，这场革命追求的是什么？
是“自由、平等、博爱”——人类历史上最动听的口号之一。
但实质上，它干了什么？
它以“人民”和“公共安全”的名义，设立了断头台，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
任何一个人的言行，只要被革命法庭的主观意志判定为“不够革命”，就可以被立刻剥夺财产、送上绝路。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一个巴黎的面包师，因为在物资短缺时期为自己的家人多留了几个面包，就被邻居举报为“囤积居奇的叛国者”。
革命者们冲进他的店铺，没收他所有的面粉和烤炉，这叫“为了人民的利益”。
他们将他和他惊恐的家人拖上法庭，不经任何严格的证据审理，就宣判他“危害共和国”，这叫“捍卫革命果实”。
最后，当他的头颅在断头台上落下时，广场上的人群爆发出欢呼，他们相信自己正在见证“正义”的实现。
在这个过程中，“正义”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伸缩的口袋，任何最恶劣的抢劫和谋杀，都可以被轻松地装进去。
面包师的具体财产权、他的人身安全权，在“共和国的整体利益”这个抽象的概念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派党徒，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天使的化身，是美德的捍卫者。
正是这种可怕的道德自信，赋予了他们无限的权力去作恶。
他们坚信，为了建立一个纯洁无瑕的“美德共和国”，任何肮脏的手段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法国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血腥恐怖，经济崩溃，社会失序，最终只能由一个军事独裁者——拿破仑——来收拾残局。
这难道不是“以抽象正义之名，行具体侵犯之实”最经典的演绎吗？
所谓的“正义事业”，最终通向了更深重的奴役。
而这种疯狂，绝非西方独有。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看看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
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被后世某些人浪漫化为“农民起义”的事件，其精神内核与法国大革命如出一辙。
名义上，洪秀全打出的旗号是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一个地上的神国。
这是多么宏伟、多么“正义”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兄弟，拥有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力。
但实质上，这个“天国”是如何建立的呢？
它的基础是彻底摧毁私有产权。
所谓的“圣库制度”，要求所有人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上缴“公库”，然后由领导者进行平均分配。
这听起来似乎很“平等”，但我们必须抛弃名义看实质。
什么叫“上缴公库”？
这不就是以神圣的名义，对所有人的财产进行公开的、系统的抢劫吗？
一个农民辛勤耕种一辈子积攒下来的粮食和农具，一个商人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店铺和货物，在一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下，就被合法地剥夺了。
而当具体的财产权被消灭时，人身的奴役就成了必然。
没有财产的人，就无法独立生存，他只能完全依附于那个掌握了所有资源的分配者。
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典籍，捣毁庙宇，屠杀知识分子，因为这些都是“旧世界”的文化财产，必须为“新天国”让路。
他们强迫男女分营，拆散家庭，因为家庭这种私有组织，妨碍了对“天父”的绝对忠诚。
在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浩劫中，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灰飞烟灭，江南富庶之地变成了千里焦土。
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难道不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无上正义的事业吗？
他们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坚信，为了那个虚幻的“天国”，杀死几百万“妖魔”，摧毁无数“旧制度”，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这种建立在剥夺和杀戮之上的“正义”，最终只带来了一场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文明的大倒退。
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思想钢印：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的口号铺成的。
“正义”的掠夺
或许有人会说，革命和战争是极端情况。
那么，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经济领域，看看在和平时期，同样的逻辑是如何运作并导致同样灾难性后果的。
公元三世纪末，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严重的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作为一个“有为”的君主，戴克里先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动机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为了保护帝国的人民，尤其是穷人，免受高物价的盘剥。
于是，在公元301年，他颁布了著名的《最高限价敕令》。
名义上，这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实现“价格正义”。
敕令用最严厉的措辞，规定了帝国境内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从粮食、肉类、衣物到工人的日薪，无所不包。
任何敢于以更高价格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
这是一个多么充满“正义感”的政策啊！
它试图用国家的强制力，来对抗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
但是，实质是什么？
实质是，戴克里先以“为你好”的名义，对帝国每一个生产者和商人的财产权，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侵犯。
一个商人的商品，他以什么价格出售，这本是他财产权的自然延伸。
当国家规定了一个低于其成本和合理利润的价格时，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抢劫。
国家在说：“你必须以我规定的、让你亏本的价格，把你的财产卖给别人，否则我就杀了你。”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经济学可以预见的、必然的灾难。
那些诚实的商人，发现以法定价格出售商品就意味着破产，于是他们干脆停止了生产和交易。
市场上的商品瞬间消失了。
那些胆大的人，则转入了黑市，以远远高于官方限价的价格进行秘密交易。
这就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短缺和更严重的腐败。
农民们不再愿意把粮食运进城市，因为卖出去就是亏本。
于是，曾经繁荣的城市，陷入了普遍的饥荒。
整个罗马帝国的商业网络，在这道“正义”的敕令之下，被彻底摧毁了。
戴克里先的初衷是帮助穷人，但他的行动却让穷人最先饿死。
他为了实现“价格正义”这个抽象的目标，侵犯了无数个体的具体财产权，最终导致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崩溃，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这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警醒吗？
任何试图用强制力取代自愿交换来达成所谓“经济正义”的企图，其结果必然是贫困和奴役。
解毒剂：自由与产权的奇迹
讲了这么多反面教材，那么，正确的道路在哪里？
正确的道路，恰恰是上述所有案例的反面。
它不追求任何宏大的、抽象的、由少数精英定义的“正义”目标。
它只专注于捍卫一个最简单、最具体的原则：
保护私有产权，允许自由交换。
让我们看一个光辉的正面案例： 二战后的西德 。
1948年，第三帝国已经覆灭三年了，但德国的经济依然是一片废墟。
盟军占领当局和德国国内的许多计划主义者一样，迷信价格管制和配给制度。
他们认为，在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政府的“公平”分配，才能实现“社会正义”，防止投机倒把。
这套说辞，和戴克里先的说辞何其相似！
但是，当时的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徒，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
他绕过盟军的禁令，在1948年6月20日，通过广播宣布： 废除几乎所有的价格管制和配给制度 。
那一刻，所有的“社会正义战士”都惊呆了。
他们怒斥艾哈德，说他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是“向资本家投降”，必然会导致物价飞涨，穷人饿死，社会大乱。
他们的逻辑和法国的革命者、罗马的皇帝一模一样：为了一个抽象的“公平”目标，必须对个体的经济自由进行强制干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就在价格管制被废除的第二天，奇迹就发生了。
商店的橱窗里，一夜之间摆满了各种各样曾经消失不见的商品。
那些被囤积起来的货物，因为现在可以卖出一个合理的价格，而重新涌入市场。
黑市瞬间消失了。
人们的工作热情被空前激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劳动所得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被虚假的低价和毫无价值的配给券所剥夺。
德国的经济，就像被注入了强心剂一样，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
工厂的烟囱重新冒出了浓烟，失业率迅速下降，德国马克成为了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
艾哈德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他有什么复杂的治国蓝图吗？
没有。
他的信念极其简单：他不去定义什么是抽象的“社会正义”，他只负责保护每一个德国人具体的财产权和交易自由。
他相信，无数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中，通过自愿的交换，其结果必然会比任何中央计划者精心设计的“公平方案”带来更大的普遍繁荣。
他捍卫的不是一个虚幻的集体目标，而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的权利。
文明与野蛮的永恒分界线
法国大革命、太平天国、罗马限价令和德国经济奇迹。
这四个案例，一个发生在古代，三个发生在现代；
两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
一个关乎政治，一个关乎宗教，两个关乎经济。
它们从不同的时间、地域和领域，共同指向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不在于你所宣称的目标有多么高尚，而在于你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尊重个体。
任何一个声称为了“人民”、“社会”或“正义”而可以牺牲个体权利的理论，都是通往暴政的序曲。
因为“人民”不会说话，“社会”无法思考，最终来定义这些抽象概念并执行相应权力的，必然是一个具体的、由凡人组成的组织——政府、革命委员会，或者教会。
而一旦这个组织被授予了可以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的“神圣”权力，那么任何暴行都将不可避免。
今天的“社会正义战士”们，本质上是罗伯斯庇尔、洪秀全和戴克里先的精神后裔。
他们的话术变了，不再是“美德共和国”或“太平天国”，而是“系统性压迫”、“结构性暴力”、“历史遗产”。
但其内核丝毫未变：他们依然试图用一个模糊的、无法证伪的集体罪名，来为具体的、针对个人的侵犯行为进行辩护。
一个罪犯因为所谓的“社会不公”而去抢劫、伤人，就应该得到“同情”？
这种论调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将一个具体的、可见的受害者（被抢劫的人）的权利，让渡给了一个抽象的、需要被“解读”出来的“加害者”（所谓的“系统”）。
这就好比说，面包师因为“共和国的需要”就活该上断头台一样。
这种逻辑一旦被接受，就意味着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瓦解。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罪行找到一个“社会”的借口，从而逃脱个人责任。
因此，我们必须对所有这些“正义”的口号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当一个人开始大谈特谈“社会公平”、“集体利益”、“公共安全”而对个体权利避而不谈时，你就要当心了。
当一个人认为，为了纠正一种“历史的”或“系统的”不公，就可以对今天的某个具体个人或群体进行惩罚或剥夺时，你就要当心了。
当一个人宣称，他的“善意”目标可以为他不择手段的行为提供道德辩护时，你更要当心了。
因为他不是天使，他只是在重复人类历史上那些最古老、最致命的错误。
文明的基石，不是那些听起来无比动听的抽象口号，不是那些承诺人间天堂的宏伟蓝图。
它就是那个简单到甚至有些乏味的原则：
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基于自愿的交换，我们都可以获益。
但谁也不能以任何名义，无论是上帝的、人民的，还是“社会正义”的，来抢夺属于另一个人的东西。
这就是人类社会所有和平、繁荣与尊严的唯一出发点。
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划线的段落里的各种名词可以毫无违和的替换成你更熟悉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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