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我们“马上有钱”的因素

各位朋友新年好，祝大家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大财。

当今世界是一个干预主义的世界，政府功能无限扩张，各国普遍的税负水平高达40-50%，公民人身和财产被深入社会生活细节的管制和干预措施束缚，这是阻碍民众马上有钱的首要因素。 国家的存在本身，即意味着socialism，而socialism，意味着贫穷和匮乏。

当今世界的人们，令人无比悲哀地、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国家每拿走一分，民众就变穷一分。人们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得到保障，最终既不会得到保障，也不配得到自由。而一切繁荣，都有自由因，消灭了自由，人就不会有钱。

当世界各国持续地、系统性地对民众财产发动攻击，一方面会造成所有财产的现值下降，因为财产的价值，就是它预期未来可以产生租金的折现。未来的税收，会导致的“负的折现”，即降低财产的现价；未来财产的不确定状态，也会被折现到现值中，导致财产价值下降。

一个未来可能面临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和大量税收的财产，甚至会变成负资产，让人们积累一生的财富不但灰飞烟灭，反而负债累累；留给孩子的有形财产，不但不是对后代的馈赠，反倒是对后世的诅咒。

一国的政治确定性，对人们变穷还是变富，至关重要。政治确定性的核心内涵，并不是所谓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和平轮替，而是根本性的、大卫·休谟的三原则：稳定的财产占有、自由交换和诚实信用。拉丁美洲国家不是没有民主制度，也不是没有和平轮替，但是却一代一代地穷了下去，就是因为本质上，其政治是不确定的，是不断地向产权、契约和诚实发动攻击的过程，谁上来都一样。

它将系统性地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正如美国奥地利学派的大师弗兰克·费特所说： 在确保行动与努力的成效方面，直接与确定的报酬比单纯的报酬多寡更重要。工作与工作成果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关系。政治不安削弱了这种关系，使报酬取决于运气。

弗兰克·费特对政治权力扩张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发表了清晰透彻的洞见，在100多年前就对美国的衰败进行了准确预测：

工人的工作是不确定的，无论他是否能收到报酬，因为公共官员任何时候都可以攫取他的劳动果实。处于行政高位的人们，有能力让其同胞发财或摧毁他们的财富。有时候，来自乡镇的民意代表，去往州府时两袖清风，卸任还乡时满载而归。这些越来越众所周知的事情，会挫伤生产制造的动机。它们滋养了这种观念：财富更多地取决于偶然或抢劫，而非有效的服务。私人商业中的不诚实，意味着人的精力没有被用于生产财富，没有增加一切可享用物的总量，而被用于从别人那里窃取财富。公共腐败与商业欺诈同样不仅会让勤勉者立即蒙受损失，而且会带来更大的代价，那就是性格的削弱、精力的懈怠和劳动效率的降低。

很显然，一个社会中存在可以不劳而获的食税阶层，本身就是对生产行为的无情嘲讽。一切福利制度都是再分配，都是对财产权的攻击，都将创造食税阶层。它开启了一个不断变穷的过程，变穷的速度和程度，与食税阶层的数量成正比。它导致了逆向激励，人们不是在市场上比较谁能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而变富，而是看谁有能力接近权力核心，向食税阶层靠拢，期待和他们一样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考公考编热，不断呼吁扩大福利覆盖面，就是社会变坏和变穷的标志。

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忘记自己服务消费者的使命，而是变成与权力勾结的裙带集团。他们很容易发现靠近权力的好处，通过游说立法、争取产业政策、补贴照顾，拿到巨额政府订单，实现对自己的利益输送。他们甚至可以影响一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让本国军事力量为自己的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开疆拓土，而让纳税人买单。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企业，而是成为共同瓜分纳税人贡品的合谋者。

人们不是去努力生产，而是竞相向权力靠拢，不是通过诚实服务同胞而变富，而是看谁的抢劫技能更加隐秘和高超，能够不动声色地掠夺他人的财产。这个时候，大众怎么可能变得有钱呢？

当有了中央银行的兜底，有了部分准备金银行的信贷扩张，那些靠近权力者可以拿到信贷资金，收割通胀利益，那么就减少了生产的动机。既然可以轻易地拿到信贷资金，站在货币食物链的顶端，掠夺同胞的购买力，为什么要诚实生产、面对无数苛责而性情多变的消费者呢？

当先占、生产和交换被打击，非拓殖取得、盗窃和抢劫就会受到激励，寄生性生活方式就会崛起，人类将告别富足的文明生活，进入匮乏的野蛮状态。因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就是放弃寄生性生活方式，而进入和平的分工合作状态。

这样的阶级社会，是不会“有钱”的。或者本来应当更有钱的可能性消失了。它实际上是一种种姓制度。

在古代，在印度，在奴隶制下，高级种姓和低级种姓之间分野明显，穿的衣服、吃的饭食都完全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导致劳动分工被破坏，系统性地启动贫困化进程。婚姻家庭关系是人类文明与繁荣的基石，但是婚恋制度的限制本来也限制了劳动分工与合作。

身份和职业的限制使得一个人一出生，命运就被注定。这种违背私产伦理的制度，对人的自由进行系统性剥夺，对低等种姓不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长远看，即便对高级种姓也不利。 在种姓制度下，低等种姓可以干的事情，高级种姓也不能干，这是“有失身份”的、是会被高级种姓阶层嘲笑和杯葛的； 即便是有能力，自己也有需要，也不能去干那些低等种姓可以干的事情，这都是“下人的活计”。公务员就觉得自己去开网约车、摆地摊、做生意很丢人，即便他们在这方面很有能力。

它让人们在从事任何留给其他种姓的工作时感到羞耻，正在持续地削弱整个社会的干劲；它系统性地减少了交换合作的机会，减少了财富的生产，让所有人变穷；它减少了帕累托所说的“精英的阶层流动性”；它腐蚀了人的精神，消磨了人的意志，击垮了人的意志力。低贱的阶层出头无望，只能“安分守己”，高贵的阶层变成 纨绔子弟，提着鸟笼子四处游荡，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最终也走向衰亡。

民主制度，消灭了种姓吗？

并没有，它只不过是开放了一个让所有人变成高级种姓——剥夺他人而生存的大门。每个人在剥夺他人的时候是高级种姓，在被人剥夺的时候是低级种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个永远的高级种姓阶层，美国的公务员、政商通吃的深层政府、马萨诸塞和纽约的权势家族，永远处在食物链的顶端。

真以为民主制度是劫富济贫吗？有一点。但是你若认为它仅仅是劫富济贫，那就天真了。民主制度的结果，主要是劫贫济富。因为“精英阶层”，主导了舆论进程，主导了立法和政策，主导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主导了将哪些产业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而向其他人竖起高墙，阻碍他们对自己地位形成的挑战。

社会大众“热爱国家”，主要是认为国家对自己有利，让自己也成为食税阶层，从中分一杯羹。他们打错了算盘，政治和抢劫，也是讲究“专业化”的，你一个平民百姓，怎么可能玩得过一天24小时时刻都在研究如何劫掠他人的那些“专业人士”呢？所以大部分人，总是那个粘板上的鱼肉。

民主制度系统性地惩罚生产而鼓励掠夺，它系统性地强化了向上授权，推动了中央集权，让国家不断地扩张，实施再分配政策。民主通往暴民政治和communism。在 19世纪以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民主一直就是这样的臭名声，直到有一帮人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来费边推进socialism，系统性地改写了词语的含义，民主才变成了一个正面词汇，夹带着病毒，像个瘟神一样席卷全球。它鼓励人们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对他人的产权发动攻击以有利于自己，最终让所有人一起变穷。

民主制度让每个人都期望不劳而获，让人们变成隐性抢劫犯而洋洋自得，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溃败。它导致的结果必定是，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因为不向你征税，就没办法让你领福利。

税收会打击人的生产积极性。当收入会被没收时，人们生产的动能将下降，如果自己辛勤生产的成果会被没收，那么为什么要多生产呢？开征遗产税的结果就是，人们将在死亡之前将财产挥霍到起征点以下，这将直接摧毁财富的积累和代际传承，开启贫困化的进程。因为我们当今使用的一切先进的生产手段，都可以与过去的资本积累产生历史联系，正是我们的祖先不是吃干喝净，而是注重资本积累，才有了如今的幸福生活。如果我们的上一代人都在自己死亡之前将财富清零，下一代人一切都从零开始，那么人类就会进入死亡螺旋。

税收固然影响生产，但是比它更加致命的是严苛的生产管制措施。它本质上是限制生产的干预主义，即不允许你干某事，如果干了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这将极大程度地打击人的积极性。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禁止人们从事某事，同样是民主制度下公众观念影响政策的结果。

当世界人民都民族主义爆棚，喜欢自给自足，不喜欢自由贸易，那么生产活动就会收缩，就是自己砍断自己的手臂，不服务于本民族之外的人，也不使用他国人民的好东西。他们就变穷了。

当工人们都希望少干活而多拿钱，工会暴力运动就应运而生，哪家企业不允许工会活动，就无法存在。当这世界出现更多的秦晖，民众都把他视为良心知识分子，那么企业家就没有活路，投资就会锐减，劳动者就业机会就会下降，就会穷困潦倒。当五天八小时成为所有劳动者的共识，并且期望通过强制立法手段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时，那么资本积累就会放缓、停滞乃至消耗。工资率的提高，休闲的增加，不可能超越资本积累的程度。一个限制人生产的制度，不可能让人变富裕。

当这世界出现一个蕾切尔·卡逊，用《寂静的春天》来控诉环境污染，那么贫困阶层想要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就变得难上加难。

当世界上出现一个罗永浩，当把他的逻辑贯彻到底，公众普遍支持，那么预制菜这个行业就消失了。同理，当出现一个辛吉飞，反对一切科技与狠活儿，那么现代食品工业都会被摧毁；当出现一个司马南，一切民营企业都会被消灭；当私自炒瓜子和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尾巴时，那么就没有炒瓜子和养鸭子这个行业了。当全民都爱国主义爆棚，认为外国人来本国投资都是为了剥削的时候，投资就消失了，外国企业就撤离了。如果大家都认为网络游戏是精神毒品，那么网游这个行业也会消失。

所以，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反对某种事物的每一种观念，都得到了大众的支持，那么叠加起来，最终就是什么也干不成，干了就是犯罪，这个时候生产就停滞了，饿死人这样的惨剧就会发生，再好的自然资源也没用，只有躺在金矿上的穷人。

不普及经济学，不清除那些破坏产权、破坏契约、破坏资本积累的民众观念，新年，不过是意味着：过去的一年，可能是最好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