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古原 | Origin link: wechat link
1787
年的夏天，费城。
独立厅的门窗，全部紧闭。
为了保密，代表们就在这间蒸笼一样的屋子里，一吵就是四个月。
一群西装革履的绅士，汗流浃背，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都想说服对方。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终极难题，一个政治上的
“哥德巴赫猜想”：
如何创造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以维持秩序和保护国家，同时又给这个政府套上足够坚固的锁链，以防止它反过来吞噬人民的自由？
他们刚刚赶走了一头叫
“国王”的猛兽，现在要亲手再造一头野兽来看家护院。
这头新野兽，必须既能吓跑外面的狼，又不会咬伤自己的主人。
这活儿，太难了。
但最终，他们设计出了一套方案。
这部方案，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它不是某个天才灵光一闪的产物，而是一系列的妥协，是汉密
ILTON
的强国梦和杰斐逊的自由魂，在一台天平上反复博弈后，找到的那个脆弱的平衡点。
一）
第一道锁：联邦主义
——纵向分权
这群制宪者，首先发明的，是一套
“双层管理系统”。
这就好比一家大公司，既有一个管战略和对外关系的总部（联邦政府），又有很多个负责具体运营、有很大自主权的分公司（州政府）。
这个制度，叫
“联邦主义”。
它的核心思想，是纵向分权。
汉密尔顿那边的人说，总部必须要有权！不然怎么跟外面的大公司竞争？怎么保证内部不乱套？
行，给你权力。
宪法明确列举了联邦政府能干的事：宣战、外交、发行货币、管理州际贸易
……这些都是涉及全国整体利益的大事，交给总部来管，没毛病。
这叫
“列举权力”。
杰斐逊那边的人马上就急了：那总部权力会不会无限扩大？今天管贸易，明天是不是就要管我们分公司食堂吃什么了？
别急，有规定。
宪法里没明确写给总部的权力，就默认都是各个分公司自己的。
教育、治安、婚姻、本地商业
……这些你们自己说了算，总部不许插手。
这就像一份权力清单。
清单上有的，归联邦；清单上没有的，归各州。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才的设计。
它既满足了汉密尔顿
派对一个“有效政府”的需求，也安抚了杰斐逊派对一个“遥远暴政”的恐惧。
然而，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
就在这份权力清单的角落里，藏着两个看似不起眼的条款，像两颗定时炸弹，为后来的观念战争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一个叫
“必要且适当条款”
。
它说，国会为了执行上述权力，有权制定一切
“必要且适当”的法律。
另一个叫
“州际贸易条款”
。
它说，国会有权管理
“各州之间的贸易”。
啥叫
“必要且适当”？谁来定义？
啥叫
“各州之间的贸易”？我从新泽西运一车苹果到纽约卖，算不算？那我在纽约开个面包店，用的面粉是从宾州来的，这算不算？
在当时，大家可能觉得这都是些技术性细节。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两句话，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会成为联邦权力扩张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后世的野心家和理想主义者们，将会把这两个条款的解释空间，撑到超乎想象的巨大。
二）
第二道锁：三权分立
——横向制衡
光有纵向分权还不够。
万一那个联邦总部，自己内部出了个独裁者怎么办？
于是，制宪者们又上了第二道锁：横向分权。
他们把联邦政府这个
“总部”，拆成了三个互相不对付的部门：
国会（立法部门）：
一群来自各地的代表，负责吵架和写法律。
更绝的是，他们把国会自己，又拆成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
“分部”，让它们互相吵，互相监督。
一个法案，必须两边都吵赢了，才能通过。
总统（行政部门）：
负责执行国会写的法律，管理庞大的政府机构。
他像个
CEO
。
最高法院（司法部门）：
负责解释法律，裁决纠纷。
像个法务部兼监察部。
这三个部门，谁也别想一个人说了算。
它们的关系，被设计成了一场永恒的
“石头剪刀布”游戏。
国会通过了法律，总统觉得不爽，可以否决。
总统否决了，国会要是特别铁了心，凑够三分之二的票数，就能推翻否决。
总统任命个大法官或者内阁部长，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
总统要是干得太过火，国会可以搞弹劾，直接把他开了。
国会和总统通过了一部法律，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它
“违宪”，直接作废。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也别得意，他们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的，而且国会还能弹劾法官。
你看，这套系统设计的核心，就不是为了
“效率”，而是为了“安全”。
它默认，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有可能变成坏人。
所以，必须让权力去制约权力。
这就像在一个笼子里关了三头猛兽，让它们互相撕咬，互相牵制，谁也无法一家独大。
它们斗得越厉害，笼子外面的主人（人民）就越安全。
这个观念，是典型的杰斐逊式的，对人性黑暗和权力腐蚀性的深刻洞察。
三）
第三道锁：《权利法案》
——给政府划定禁区
宪法草案写出来了，但很多人还是不放心。
以帕特里克
·亨利为首的“反联邦党人”（杰斐逊的精神盟友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搞了个这么复杂的政府机器，规定了它能干什么，怎么干。
但是，你们忘了最重要的一条
——它不能干什么？
万一这个新政府，将来也像英国国王一样，不让我们说话，不让我们信教，随便闯进我们家里抓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
于是，为了换取各州对宪法的批准，汉密尔顿
派做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妥协：承诺在新政府成立后，马上在宪法里，加上一个“补充条款”。
这个补充条款，就是后来著名的《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
《权利法案》的本质，不是政府
“恩赐”给你什么权利，而是给政府的行为，划下了一道道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红线”。
第一条：
国会不得立法建立国教，不得剥夺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
——这是给政府的嘴巴上了锁。
第二条：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这是给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
第四条：
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这是给政府的腿脚上了锁。
第五条：
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这是给政府的手上了锁。
……等等。
这十条，条条都是
“政府不准”，句句都是对邦联时期那种对权力极度恐惧的观念的回应。
它是杰斐逊主义的终极胜利，是美国自由精神的定海神针。
至此，这部精巧的机器，终于组装完毕。
它有一个汉密尔顿式的、能够运转的强大引擎（列举权力），但同时，它又被杰斐逊式的、三道坚固的锁链（联邦制、三权分立、权利法案）牢牢地锁在了一个笼子里。
制宪者们长舒了一口气。
他们相信，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
再精巧的笼子，也关不住一种东西。
那就是
“观念”本身。
当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当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分别走进他的内阁，成为左膀右臂时，关于这部宪法该如何解释，这个国家该如何运转的战斗，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阶段。
那两颗埋在宪法里的定时炸弹
——“必要且适当”和“州际贸易”条款，已经开始滴答作响。
而第一个试图引爆它的人，就是那个来自加勒比的
“私生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四）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
“魔术”
笼子已经造好，华盛顿就是第一个看笼子的人。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战争年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当上这第一任总统，坐进内阁会议室一看，头都大了。
左手边，是他的国务卿，托马斯
·杰斐逊。
弗吉尼亚的绅士，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哲学家的忧郁和对政府天生的不信任。
右手边，是他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
来自纽约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得像个小太阳，眼睛里闪烁着的全是数字、计划和国家荣耀。
华盛顿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俩人，就是油和水，天生就不是一条道上的。
而捅破这层窗户纸，把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彻底摆上台面的，正是那个急于施展抱负的财政部长 ——汉密尔顿。
美国刚开张，就是个烂摊子。
国库里空空如也，说跑马都夸张了，耗子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
更要命的是，欠了一屁股的债。
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和各州政府为了打仗，到处借钱，给士兵们打的白条（债券），堆起来比山还高。
现在战争打赢了，这些白条在市面上，一文不值，跟擦屁股纸差不多。
国家没信用，这是最致命的。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这个国家的首任
CFO
，出手了。
1790
年，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
这份报告，往小了说，是一份财务重组计划；往大了说，是给这个新生国家动的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计划分两步：
第一步，债务
“大锅烩”。
汉密尔顿提出，由新的联邦政府，把各州欠的战争债务，全部接收过来，连本带利，打包认下。
然后，发行新的联邦债券，来替换掉所有旧的白条。
这消息一出，立马就炸了。
杰斐逊和他的老乡、国会议员詹姆斯
·麦迪逊，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凭什么？
他们说，我们弗吉尼亚，勤俭持家，早就把自己的债务还得七七八八了。
你现在搞这个
“大锅烩”，等于让我们这些“好学生”，去替马萨诸塞、纽约那些欠了一屁股债的“坏学生”还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但汉密尔顿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他根本不是在算经济账，他是在算一本天大的政治账。
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
“人心”。
当时，那些持有战争白条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这个国家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那批商人、银行家和种植园主。
如果债务是各州来还，那这帮有钱人的心，就向着各州。
他们会希望州政府强大，联邦政府弱小。
可一旦联邦政府把所有债务都背过来，用新的、信誉良好的联邦债券换掉了他们手里的废纸。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帮有钱人，就会立刻变成联邦政府最忠实的支持者。
他们会天天盼着这个新生的中央政府好，因为政府要是垮了，他们手里的债券就又成废纸了。
汉密尔顿这一招，叫
“利益捆绑”。
他要用金钱的纽带，把全国的富人阶级，都牢牢地绑在联邦政府这辆战车上。
第二步，建立
“中央银行”。
如果说债务计划只是让杰斐逊觉得
“不公平”，那这个建立国家银行的提议，简直就是在他心里拉响了警报。
汉密尔顿的构想是，成立一个
“合众国银行”，公私合营。
联邦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同时吸收私人资本。
这个银行，将成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人，负责保管税收，发行全国统一的、稳定的纸币，并向工商业提供贷款。
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是现代国家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是让美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向商业和金融强国的必需品。
五）争论开始
但在杰斐逊看来，这简直就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他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汉密尔顿描绘的那个未来。
一个由银行家、投机商和工厂主说了算的美国。
他认为，这个所谓的
“国家银行”，本质上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怪物。
它会用复杂的金融手段，制造通货膨胀，剥削诚实的农民。
它会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到一小撮北方金融精英的手里。
这是在复刻英国那套 “腐朽”的模式！我们刚从一个国王和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你汉密尔顿，又要给我们制造出一批新的“金融贵族”！
争吵，从国会，一直吵到了华盛顿的办公桌上。
国会里，经过一场著名的
“晚餐交易”（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意支持债务计划，换取汉密尔顿同意将国家新首都定在南方的波托马克河畔），债务计划惊险过关。
但国家银行这个法案，碰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障碍
——宪法。
法案在国会通过后，送到了华盛顿总统面前。
华盛顿也很纠结，他是个老实人，最看重规矩。
他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宪法里，授权我们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了吗？
杰斐逊立刻递上了一份意见书，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他的理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严格解释宪法”。
杰斐逊的逻辑非常清晰：
第一，你翻遍宪法，从头到尾，都没有
“银行”这个词。
第二，宪法第十修正案（权利法案的一部分）说得明明白白，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属于各州和人民。
第三，所以，国会根本无权设立银行。
这事儿，越权了，违宪！
这个逻辑，就像一个完美的数学证明，无懈可击。
在杰斐逊看来，联邦政府的权力，就该被关在宪法明确列举的那几条里，一步都不能越雷池。
这个笼子，必须是铁打的。
华盛顿看完，觉得很有道理。
他又转向汉密尔顿，说：
“亚历山大，你怎么看？”
汉密尔顿临危受命，据说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辩护意见。
这份文件，是美国宪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祭出的，正是当年埋在宪法里的那个
“大杀器”——“必要且适当条款”。
他的逻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宽泛解释宪法”。
汉密尔顿的论证，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
第一，宪法确实没写
“银行”这个词。
但是，宪法明确授予了国会一些目的，比如征税、偿还债务、发行货币、管理贸易。
第二，要实现这些目的，就需要一些手段。
第三，那么，建立一个国家银行，是不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有效手段呢？当然是！银行可以帮着收税，可以稳定货币，可以促进贸易。
第四，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必要且适当条款”说了，国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法律，来执行它被授予的那些权力。
第五，这里的
“必要”，不等于“非此不可”。
如果这么解释，那政府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汉密尔顿说，
“必要”应该被理解为“有用的”、“方便的”、“有帮助的”。
结论：只要一个手段（建立银行），和宪法授予的一个目的（管理财政）之间，存在明显和直接的关联，那么这个手段就是合宪的。
这个解释，简直是石破天惊。
它等于说，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不仅仅是那些白纸黑字写明的权力，还包括了为了实现这些权力所需要的、没有写明的
“默示权力”。
如果说杰斐逊的宪法观，是给政府画了一个小小的、封闭的圆圈，圈外的地方一步都不能去。
那么汉密尔顿的宪法观，则是给政府指了几个遥远的山头，并且说：通往这些山头的所有道路，只要你觉得合适，都可以去走。
六）
被撬开的锁
华盛顿总统，不是个哲学家。
他是个军人，是个实干家。
他看着这两个下属的报告。
一边是杰斐逊充满原则性的、对未来的忧虑；另一边是汉密尔顿充满操作性的、对现状的解决方案。
最终，实用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
华盛顿选择了汉密尔顿。
1791
年，他签署了法案，美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正式成立。
这一天，应该被记在美国思想史的史册上。
这是汉密尔顿主义对杰斐逊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更是剧本
B
（集权强大）对剧本
A
（自由自治）的第一次胜利。
那把被制宪者们精心打造的、用来锁住联邦政府的宪法之锁，第一次被
“必要且适当”这把万能钥匙，给撬开了一道缝。
缝隙虽小，但它已经打开了。
它创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
从这一天起，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有了一套强大的理论武器。
后来的每一代
“汉密尔顿们”，当他们想要修建公路、建立大学、监管食品、乃至管理人民的养老和医疗时，他们都会回到汉密尔顿的这份报告里，去寻找“默示权力”的幽灵。
杰斐逊输掉了这场战役，他和他思想的继承者们，还会继续战斗。
但他们将悲哀地发现，想要把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权力魔鬼，再塞回到瓶子里去，是何其困难。
笼子，已经不再那么牢固了。
（未完待续）